《科学与美国初创：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麦迪逊政治思想中的科学》，由[美]I.伯纳德·科恩撰写，王兆凯翻译，由北京出版社于2025年2月推出，全书275页，定价98.00元。
两种"先驱"的概念
探讨I.伯纳德·科恩的《科学与美国初创：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麦迪逊政治思想中的科学》时，我们不妨先关注科恩其人。他不仅是科学史界的泰斗——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的开创者、美国首位科学史博士，同时也是牛顿《原理》的英译者。科恩写作此书时已届八十一岁高龄，距离他继任乔治·萨顿《伊西斯》主编之位已过去四十余载，距离完成那部九百页的《原理》校勘版亦已二十三年。一位学者在晚年回溯"建国之父"，这本身就充满深意：科学史学科走了五十年的路，与九十年代经历"高速上行期"的美国一样，都到了回望的时刻；科恩作为学科先驱，回望的不仅是杰斐逊们，也有他自己参与的学术构造。
双重回望确立了本书的基调。这并非一部刻板的档案式研究，倒更像是学科奠基人的"学术遗言"——既充满开创者的自信，又不失老派学者的固执。科恩要论证的命题看似平实：科学不是美国建国者饭后谈资，而是融入他们政治思维的内核要素。但如何论证？论证到何种程度？这些背后牵涉到科学史学科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方法论困境。
I. 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
从萨顿到科恩：学科范式的两个转折
理解科恩的论证逻辑，必须考察科学史学科在美国形成时的背景。乔治·萨顿创办《伊西斯》于1912年，抱持近乎传教士的热忱：科学是人类理性的巅峰，科学史则是文明进步的标尺。萨顿的范式是"英雄叙事"与"编年积累"的结合——从古希腊到牛顿，大科学家们传递真理火把，接力赛般延续至今。这种范式在二战后的美国遭遇了首次危机。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恰在科恩接手《伊西斯》主编之后不久问世。库恩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属性，科学成为有人情味的江湖，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不再天然成立，科学史由此迈入"后库恩时代"。
科恩的学术生涯横跨这两个时代。他早期追随萨顿，编纂富兰克林电学实验全注本，从事典型的内史研究；中年时与同事校勘牛顿《原理》，依然聚焦文本与概念的精确演变。但《科学与美国的初创》出版于1995年，此时科学史学科已经完成第二次转型——七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兴起，八十年代拉图尔《实验室生活》强调物质维度，九十年代出现跨文化、跨国界知识流动研究。科恩的这本书，在方法上似乎停留在第一次转型前：他仍关注建国者们知晓多少科学，而非科学话语如何建构"建国者"主体；他梳理杰斐逊读过什么牛顿，亚当斯误解了哪些力学，而非审视"牛顿主义"如何成为后世学者构建的话语装置。
科恩的研究方法与对象，以今天的眼光看，更像美国式的"经学"。他死守早已凝固的十八世纪文献，坚信微言大义与国父们的无穷智慧；若无法直接证明，便用同时期更广泛的文献，编织一张"思想史"之网，串联词句间的关联，为这个文本系统强加动态，让蒙尘的历史人物重焕生机。这种学术审美上的"落伍"，恰恰是本书最值得玩味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