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开一枪，就取敌首级，因而荣获一等功，更得到彭德怀、毛泽东的亲切召见。初听此事，总觉有些蹊跷。可当你逐条了解她那一年里的诸多事迹，便会明白这份一等功，与单纯消灭敌军数量完全是两个层面的评价。
她名唤解秀梅，在抗美援朝的整个历史中，她是唯一一位获得一等功的女兵。
"唯一"这个称谓，起初让我有些困惑。
志愿军一等功共有154个，其中女性仅此一人。我反复端详这个数字。在那个以歼敌数量作为主要评判标准的战场上，一个文艺兵、一个主要任务是上前线进行歌舞表演的姑娘，又怎么会成为这154分之一？
有必要将她的生平事迹梳理一番。
1932年，她在河北省一个贫苦的家庭中出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窘境，并未磨灭她在河北山水间养成的活泼聪慧的性格。年仅九岁，便为当地的红军当上了小通讯员，借助孩子不易引人注意的特质，传递过不少关键情报。还有一次，她巧妙地将敌人引入预设的埋伏圈，导致不少措手不及的敌军成了俘虏。
她一直渴望正式加入军队，但因年龄太小，红军只能暂且收留。
直到1950年，十八岁那年，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军人，但她的身份是文艺兵。不久之后，便随部队来到了朝鲜。
朝鲜的严寒，她默默承受。
十八天的行军途中，她背着三十多公斤的重物，翻山越岭，始终紧随队伍前行，还主动帮助体力较弱的战友分担负重。那年，她年仅十九岁。
读到"十九"这个年纪，我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暖意。
我十九岁时，还在武汉大学里为论文和期末考试奔波劳碌。她十九岁，却在零下几十度的异国雪原上背负着三十公斤的重担前行，还挤出精力为他人分忧。这两个十九岁并置在一起，形成的反差，让我一时竟有些难以言表。
她在前线进行宣传工作时，如果战士们疲惫不已，她便会上前为他们打气。
她自编了一首《小快板》，战士们特别喜欢听她演唱。我读到那些歌词时，脑海中便能浮现出那个场景：一群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围着她，她用清亮的声音唱着"背的东西不算重、走起路来快如风"这类歌词。这些歌词，放在平日里听是寻常的顺口溜，但在那个战场上，却能将人从极度疲惫的状态中振作起来。
然而，她所做的事情，远不止唱歌那么简单。
文艺兵的身份，容易让人以为她的任务就是慰问和表演。但她并非如此。战场上人手短缺，她一有空闲就前往后勤和医疗单位提供帮助。天寒地冻，志愿军御寒物资不足，她便上山砍柴、挖野菜，为后勤工作出力。看到伤员众多、医护人员紧张，队伍排起长龙，她主动要求进入手术室进行协助。
所谓的手术室，不过是几间简陋的茅草房。
她有个做法，读到此处时我内心深受感动。伤员被送入时，她会脱下对方的鞋袜，将那双冻伤的脚揣进自己的袖管里取暖。有一次，一个伤势严重、冻得失去意识的伤员被抬了进来，她没有任何犹豫，脱下自己的外套，将对方的脚搂在怀里。周围的小战士目睹了这一切，有的随即落泪。当那位伤员逐渐暖醒过来后，意识到自己这般举动，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急着要将脚抽出来，她则坚定地说道："别动，躺好。"
她自幼听闻刘胡兰的故事，将刘胡兰当作自己的榜样，到了朝鲜后，也决心效仿她。
那一枪，是在一次正面遭遇敌人时开出的。
她只打死了一个敌人，这是她在朝鲜战场杀死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件事按照战功标准来衡量，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但文章的标题却以此作为切入点，我思考过后，觉得其意义可能恰恰相反，即提醒人们不要用杀敌数量来衡量一个人。
真正让她的这份一等功无可争议的，是另一次经历。
当时她的阵地被敌机发现，汽油弹倾泻而下，茅草房瞬间起火。她是第一批发现敌情的人，没有优先考虑自身安危，而是立刻去通知其他同志。在准备撤离时，她猛地想起手术室的排长李永华伤势严重，恐怕无法移动。
那时火势已经非常猛烈。
她咬紧牙关，毅然返回。果然，李永华伤势过重，无法自行移动。她将受伤的排长背起，两人赤裸裸地在泥泞雪地里艰难挪动前往防空地带。途中，李永华说道："小同志，你把我放下吧。我伤得太重，拖着你两人都会丧命。"她坚定地回答："不，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
途中不慎被火光燎到，两人几乎变成了两团火球。
她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首先解下棉衣，将李永华身上的火焰扑灭。最终，她总算将伤员背进防空洞。
写到此处，我的手都感到有些发紧。
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姑娘，背着无法行动的大叔，在熊熊燃烧的火油中跋涉，自己被烧伤了，却首先想到的是要扑灭对方身上的火。这种事迹，光是从文字上阅读，就能让人心生暖意。她获得的那份一等功，正是在这身火中拼出来的，与单纯消灭敌军数量，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