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仙游刺刀峡谷。图/南方都市报

6月28日，2023年，福建仙游刺刀峡谷再度传来噩耗，5人溺水事件成为最新一宗悲剧。回溯时间，2016年这里已有溺亡事故发生，2023年曾有驴友在滑倒时遭遇不幸，到了2025年，又有一名游客因高处跌落而身受重伤。公安部门的通告、沿途的警示牌、入口处的铁门，甚至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训，似乎都未能阻挡“野游”者的探寻脚步。

此类事件并非福建独有。全国范围内，不少景区为了预防“野游”现象，纷纷采取生态保护、防火等名义设置隔离封堵措施。但单纯依靠封堵，实际上可能造成野生动物迁徙受阻、火灾逃生隐患增加等次生风险。尤为关键的是，这种简单的封堵并未能阻挡“驴友”们的行踪，反而使他们转向更为偏僻、危险性更高的路线。

一端是民众对山野、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另一端是粗放式封堵带来的治理失效，“野游”屡禁不止早已超出部分驴友冒险行为的范畴，而是折射出文旅供给、安全保障、行业监管、配套制度等多重结构性问题。

“野游”为何难以根除？

想要减少“野游”相关的悲剧，首先需理解：为何人们在风险面前，依然选择奔赴无人荒野。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人类天生具有“探险基因”。在史前时代，勇于冒险的原始人往往能猎取更多食物，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从而将基因传递下来。换言之，今天的我们，很可能是那些“爱探险者”的后代。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现代都市生活的压力与封闭，让原生态山野成为人们情绪的“宣泄口”。当你置身于“今天没有信号”的环境中，意味着暂时摆脱身份认同、工作压力和社交束缚，重新找到对自由与自我掌控的感觉。

与此同时，经济进步与收入增加，促使户外运动从一个特定领域的小众活动，演变成普遍的大众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体育产业往往会迎来显著增长。

到了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3万美元。《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显示，截至2025年4月初，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超过4亿。而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2020年全国徒步爱好者数量已超过6000万。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正规供给的严重不足。相关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国健身步道总数为17.18万个，总长度达40.76万公里，但能满足中长距离徒步需要并深入大自然的森林步道却相对稀少。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官方信息，全国规划了12条国家森林步道，总长2.2万公里，然而真正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际仅有287.1公里。

当正规优质的徒步路线有限，社交平台上各种“野生攻略”便会受到热捧。加之部分热门景区门票与摆渡车费用不断上涨，过度商业化、同质化的打卡点，以及节假日的人潮涌动，都在逐步削弱人们与自然亲近的体验。

因此，越来越多的游客被推向那些无需门票、更具原始野趣的非开发区域，这或可视为“野游”泛滥的实际诱因。

▲在广西防城港，4名“驴友”被困深山，救援队伍连夜进行搜寻。图/新华社

“风险源”究竟源自何处？

据中国探险协会202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该年度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1.2%，事故中受伤者达272人，死亡131人，另有37人失踪。山地区域成为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地带，全年记录的事故数占事故总量的80%以上。

有专家分析认为，迷路是事故中最常见的类型，由于缺乏充分的野外认知和导航技能，新手在野外的冒险中往往表现得较为脆弱；滑坠和高坠是主要的致死原因，溺水和中暑的案例则随极端天气的增多而显著增加。

这些说明，“野游”不同于公园内的运动，它是一种具有专业门槛、潜藏风险的“特种旅游”。一场负责任的户外活动，需要提前了解天气信息，精心规划路线，配备专业的装备，更需要掌握基本的野外生存与自救技能。如果仅凭网络上的零星攻略就贸然进山，这实际上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