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工资”的讯息，似乎已经变得触手可及。
01
工资、养老金，是否即将上调？
新近公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多途径助力居民收入增长，同时优化社会保障政策。
关于工资的一条：“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及支付保障机制，逐步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关于财产性收入的一条：“拓展渠道，帮助城乡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源”。
关于养老金的一条：“有步骤地提升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
这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和基础养老金都会继续增长，股市和楼市的财产性收入也备受瞩目。
“居民增收”，正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
一个疑问浮现：以“扩大消费”为名的指导文件，为何将就业、薪资、养老金等问题置于核心位置？
当下，我国正从资源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模式，转向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模式，扩大消费对整体经济意义重大。
消费并非简单的意愿或供需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是否有信心去消费。
有能力的消费，指的是消费实力。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此处的收入囊括工资、财产性收入以及再分配所得。
有信心的消费，源自未来的预期。
就业能否扩张，收入能否提升，社会保障是否完善，这些根本性问题决定了消费的愿望。
由此看来，激发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扩大就业、居民增收、提高养老金缺一不可，施行民生财政、投资于人也同样重要。
02
工资，还能增长多少？
不仅限于消费性文件，就业与人社发展“十五五”规划，无一例外都谈及“工资”，体现了政策层面的共识。
第一点，稳定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并非实发工资，而是法定的“底线”，是所有收入的“下限”。
通常情况下，最低工资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近来，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多数省份涨幅逾10%。
粤苏浙、京沪津等地的第一档（即大城市）最低工资达到2500元以上，即便是西藏、新疆、青海等地也跨过了2000元的门槛。
最低工资，看似与多数人关系不大，实则不然，它是失业保险、病假工资、工资指导线、加班费、灵活就业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尤为关键的是，工资标准具有联动效应，“下限”的提升或会逐级传导，对所有劳动者而言并非不利。
第二点，鼓励多劳多得、技工增收、创新创收。
“多劳多得”强调劳动付出，“技工增收”体现技能价值，“创新创收”则注重创新成果的市场认可。
放眼国内外富豪榜的变迁，也反映了这一逻辑。房地产与能源行业巨贾纷纷退场，科技新贵崭露头角。
第三点，引导工资分配向核心岗位倾斜。
此处的“核心岗位”，涵盖生产、技术、科研、公共服务等岗位，与之对应的是中高层管理职位。
此前国企改革就已昭示，严格规范国企负责人薪酬，合理控制过高收入，增强对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及科技、技能人才的激励力度。
将来，“调高、扩中、提低”将成大势所趋，中低收入群体有望从中受益。
03
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释放了什么信息？
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分为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两类，包含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
所谓“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针对的是“城乡居民”，调整的是“基础养老金”。
当前，约有1.8亿人领取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其中农民占比超过七成。
过去十余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持续增长。但鉴于基数偏低，2026年将增至163元/月，全年不足2000元。
这仅是国家基础保障部分，若加上地方补贴及个人账户，全国平均约为260元左右，与职工养老金仍有显著差距。
同时，地区发展水平不一，地域间的差异客观存在。
统计数据显示，最高的上海超过1700元/月，浙江、天津超过500元，部分中西部地区仅200元左右。
对此，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加速提升农民养老金，这既是对历史贡献的合理回馈，也是促进消费、投资于人的迫切需求。
养老金增加数百元，对高收入群体或许影响不大，但对农民来说，可能直接转化为消费能力，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