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中国古籍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的辨别法门，自然必要，倘若能将两者融会贯通，用以审视文本的演变，则效果更佳。我将此方法简称为“刻与印结合审视法”。

中国古籍多以雕版印刷，其间区分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传统观念里，这些议题显得蛮技术性、近乎工匠，却带几分神秘异趣。光景流转，纸质典籍日渐稀少，或许让人觉得此道与己距离遥远。实则并非如此。今天这回讲座，想与听众聊的是，这两个话题其实既有趣又有用，和我们平日翻阅典籍息息相关。

表面看，确有翻刻本和原刻本形貌相似，容易误认。古书的字体也随时代风尚流转，好比不同年代制的服饰，款型自有不同。隔世的匠人即便模仿，仿制效果仍不免存有出入。在模仿中产生的差异尤其精微，能察觉此类差异的，才是真正的鉴赏行家。

从内容角度而言，翻刻本若能忠实于底本便属上乘。但底本若有脱漏讹误，若后人校勘失当或不得要领，翻本便易添新错。明嘉靖年间后的不少翻本，遇底本缺字时，便任意合并或杜撰填充，终致失真。虽读来文理通顺，实在不足为凭。当时仿刻宋元旧本成风，但其间掺杂校改者不在少数。

顾广圻被誉为“清代校勘翘楚”，旧时学者亦多褒其翻刻忠实于底本，然其仅做到不“轻易改动”而已。遇底本明显错误，又有善本可资对照，他仍会修正。他翻刻明吴元恭本《尔雅》时，刻毕后又得宋本，据以校正多处。他为吴鼒翻刻宋乾道本《韩非子》，修正底本之误字近百处，今改刻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足以为证。或有人认为这些改动缺乏考证价值，亦不足以显其学识，他对此类更字一句未提。当然，他的改字有原则，有个人风格可循。某些本子，如汪士钟刻《孝经注疏》极罕见，旧时多归入顾校，细究其事，汪本在翻刻基础上又据通行本更字，与顾氏一贯校勘习惯不合，称它为顾校恐是误传。

古书同一版本，若印次有先有后，印本价值或相悬甚远，其中奥妙颇多。我曾见过一部清同治十年（1871）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为潘秋谷旧藏，书前附有一张浮签，上有“荆塘义学初印本”朱文长方戳记，这种在印本上标明“初印本”的例子并不多见。现今一些近代售书目录里，常见不同印本的标价记载，相互比对可见，初印本价格通常达后印本的五倍左右，少数甚至达十多倍。旧书坊标榜“初印本”，或许便是主因。

初印本多用好纸，配以鲜亮的墨色，予人艺术美感。后印本则用普通竹纸，鲜少出彩。明正德陆元大刻本《花间集》、清乾隆鲍廷博、郑竺刻本《庚子销夏记》，均有罗纹纸初印本，与后印本相较，美丑立判。此外，初印本开本常较大，后印本经切边处理，开本较小。分辨初印与后印，对这些外在差异不妨多加留意。

当然，更关键的区分依据是文字变化，源于书版修补或逐步改进。发现印本间异文，准确判定印本先后，乃版本鉴定的应有职责。作此研究，最好是能汇集不同印次的印本，一一对照。但清代藏书多为私人藏有，未必具备此条件。譬如偶然见到一部印本，如何判明其印次呢？

清乾隆年间学者翁方纲写过篇《蒋春农文集续》，记述了当时学者蒋宗海（字春农）的一桩事迹：

春农每来聚会，手箧很快翻飞。有商讨古籍者，则屈指唐刻、宋版，某书某板缺某处，某家藏某帖，如数家珍。询者各得其中意而归，春农又杂以玩笑，初看似不经意。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依翁氏这段记述，赋诗赞春农：“手持箧椟飞雄辩，玉屑霏霏落四宴。”蒋氏具此本事，既因记忆超人，或也因曾暗中下功夫，校核印本，察得异文，并事先默记于心。鉴别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