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南站内豪华吸烟室的重新启用，在多地关于减少站台二手烟的讨论声中显得尤为突兀。这座位于二层商业平台的吸烟室，其巨大的蓝色招牌——印着“吸烟室”与“烟草零售终端”的字样——成为了站内一目了然的标识。
“（吸烟室）的招牌过于显眼，与其他高铁站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久前途径太原南站的旅客小卜向记者表达了他的不满，“这仿佛是在变相鼓励吸烟。”
小卜还拍摄了一张颇具讽刺意味的照片：站内二层平台的栅栏上清晰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语，而其后便是那巨大的吸烟室招牌。他将照片分享至社交平台，并附文质问：这是否意味着左右脑在相互拉扯？
照片中，吸烟室的门敞开着，室内尚有乘客在吞云吐雾。
另一位频繁往返太原南站的旅客小潘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吸烟室重新开放了，现场烟雾缭绕的。”她回忆道，“当时我路过时，看见里面几位旅客正在吸烟。尽管门边贴有‘请随手关门’的提示，但吸烟室的玻璃门却一直敞开着。”
据南都记者了解，太原南站的吸烟室于今年五月中旬曾短暂关停，玻璃门被蓝色胶带封死。当时流传的版本称，“市里收到投诉导致关停”。而六月底，卷烟店的销售员告诉小潘，吸烟室已经重新开放。
太原南站的吸烟室在五月初曾暂时关闭。
小卜的帖子里，有人提议设置吸烟室是为了避免有人在站内随意吸烟，从而降低熏到路人的可能性。但小卜实际乘车时的经历并非如此，站台上仍有不少人吸烟。评论区里，也有人提出其他观点，除了可以减少其他场所的吸烟行为外，还有人将其称为“人性化管理”，认为这样可以避免烟雾影响到他人……
近几个月来，舆论对站台吸烟行为展开了激烈讨论，强烈要求高铁站台实现禁烟。然而，受限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执法权限不明确以及铁路系统传统上的封闭管理，站台禁烟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但这些网络上的争论极少涉及火车站内部——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默认封闭的火车站内是不能吸烟的。（详见：《》）
小卜提到，在他所去过的高铁站里，即使设有吸烟室，也从未见过如此醒目的招牌。太原南站的存在，引出了一个被忽视却同样重要的法律和科学问题：高铁站内是否适合设置吸烟室？设置吸烟室真的能避免二手烟外溢吗？公共卫生专家为何反对建立吸烟室？
吸烟室无法彻底阻挡二手烟外泄
关于吸烟室的争论，伴随着室内全面禁烟的尝试就已开始。支持者认为，吸烟室既能提供给烟民一个舒适的吸烟环境，缓解烟瘾，又能避免二手烟影响，减少劝烟冲突。有研究发现，一些地区的烟草业甚至主动出资建造了大量豪华吸烟室，以此塑造正面形象。
然而，过去三十年的研究不断证实一个事实：即便是配备了负压技术和换气设备的吸烟室，也无法阻止二手烟外溢，甚至可能让吸烟者在室内聚集过多吸入有害物质，造成双重危害。
拥有“美国无烟区”美誉的加州，自1988年起通过一系列法案实施严格的控烟措施。但在立法过程中，也曾不断遭遇烟草业的阻挠，其中就包括建造吸烟室的主张。1994年，加州立法禁止雇主让不吸烟的员工接触二手烟，但在妥协后的法律文本中，允许了一些例外情况设立吸烟室，并对通风和封闭性能提出了要求。
到了2015年修法时，允许设立吸烟室的例外情况被全部删除。一个原因是，法案实施后的一系列研究追踪发现，绝大多数吸烟室都不符合法律要求，即便是少数声称合规的吸烟室，也无法完全杜绝二手烟外溢。
香港在2005年修订控烟法规后，在绝大部分的室内工作场所和室内公共场所实现了全面禁烟。立法期间，议员们也讨论过设立吸烟室（港称吸烟房）的可能性，但当时已有诸多研究指出，“当前没有任何国际公认的抽风系统标准，足以支撑吸烟房有效防止二手烟渗入邻近环境”，故最终条例中禁止设置吸烟室。作为回应，香港国际机场关闭了其全部12个吸烟室。
随后，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委托香港科技大学继续研究吸烟室，2009年提交给香港立法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可证明吸烟房能有效隔离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即便采用严格的设计和通风标准，只要有人进出吸烟房，也无法确保房外的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影响。
“全球众多国际大都会如伦敦、纽约、多伦多、三藩市、悉尼等均禁止设立吸烟房。在加拿大和美国多个省及州份，虽然室内已实施禁烟但容许吸烟房多年后，更因政策成效不彰而改为取缔吸烟房。”时任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2009年给立法会议员的一份答复中提及。
2016年，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也在内地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时上海控烟条例正在关键阶段起草，关于是否设置吸烟室产生了不同立场专家的争议。据《上海观察》报道，该中心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两处吸烟室、上海火车站与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共4个点进行了室内PM2.5浓度测定和问卷调查，测试结果显示，吸烟室内PM2.5浓度达到我国PM2.5的24小时浓度限值的30倍，相当于室外PM2.5浓度的180倍。在吸烟室外，门口区域尤为严重，5米外的PM2.5浓度也达到了室外浓度的8倍。
“调研时，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我，她每天需在吸烟室里工作三小时，不吸烟的同事经常因此咳嗽、恶心。”该中心的研究者向媒体讲述了这一发现，“这些弱势群体正在遭受不必要的健康痛苦。”
作为行业代表，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在其立场文件中指出，消除室内环境烟草烟雾暴露的唯一方法就是禁止在室内及建筑物附近进行所有吸烟活动。无论是通过稀释通风、气流组织（例如“风幕”），还是空气净化，都无助于有效制止环境烟草烟雾的暴露。
“有些人主张设立指定吸烟区，以此减少非吸烟人士尤其是在行人路上暴露于二手烟害。表面上看，指定吸烟区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妥协，”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指出，“然而，除了令人不悦的气味，烟草（无论是一手烟或二手烟）会释放出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包括约70种致癌物质。这些肉眼无法看见、却能深入肺部的致命化学物质，才是对大众健康的真正威胁。”
该机构还指出，烟草业了解设立指定吸烟区能保障吸烟者更方便、无顾忌地使用其吸烟产品，同时能提高社会对吸烟的接受程度、鼓励吸烟并削弱吸烟者戒烟的意愿、使吸烟行为变为正常化。看似保护非吸烟者的指定吸烟区，实际上却成为烟草业延续对公众烟草上瘾的手段。
多地地方控烟法规未禁止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
即便学术研究已经反复证明吸烟室无法隔离二手烟外泄，但建立共识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015年，北京控烟条例实施，以“金标准”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随后首都机场关闭了全部14个吸烟室，改为设置17个室外吸烟区。由于北京的几座火车站均未设有吸烟室，不受新规影响。2016年，上海新版控烟条例实施，随后上海三大火车站和两座机场也共同宣布关闭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
2020年，深圳宝安机场被曝开设了豪华吸烟室，被指违反当地控烟条例。在媒体和当地主管部门的关注下，机场方面拆除了吸烟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深圳机场吸烟室由长沙中渡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该公司创始人王渡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吸烟室的空气会进行净化，且设置了负压系统以避免烟雾外散。但多名公共卫生专家随后批评了这种错误认知。
总体来看，在地方立法中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的地区，均实现了高铁站和机场不设吸烟室。但各地标准不一，正成为杜绝吸烟室的一大难题。
2021年，重庆出台当地控烟法规，但并未达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要求。之后，大连、沈阳、成都、珠海等城市出台的专门控烟法也未能完全达标。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在于，仅列举了部分室内公共场所作为禁烟区，而餐馆等二手烟严重的场所并未被纳入禁烟范围。一些地区还允许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进一步削弱了控烟效果。
近年来出台或正在起草的地方控烟法规也多采行这一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太原南站所在的山西，在今年4月16日至5月15日就《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但该条例同样未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其规定禁止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幼机构、未成年人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禁止在医疗卫生机构、影剧院、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电梯轿厢、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但明确指出“划定的吸烟区或者设置的吸烟室除外”。
这意味着，该条例不仅未将餐馆等二手烟重灾区纳入禁烟范围，还允许在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如果此条例按此执行，实际控烟效果或将存疑。
在地方法规认同吸烟室的情况下，铁路系统的垂直性规定能否改变这一现状？从当前情况看，可能依然缺乏强有力的规定。1997年出台的《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虽然禁止在各类车站、港口、机场的旅客等候室、售票厅等公共场所吸烟，但仍然允许相关机构“指定吸烟的区域或设置有通风装置的吸烟室”。
事实上，目前尚存一个全国性的兜底条款。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此前撰文指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全面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但该实施细则一直处于“空转”状态，鲜有实际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实施细则”属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且缺乏罚则，无法处罚室内吸烟行为，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力也可能有限。（详见：《》）
回到立法的初衷——保护公众健康，公共卫生专家姜垣给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回答：“室内吸烟室不应该存在。”但她也坦言，“目前社会上尚未形成共识。”
旅客经过高铁站的吸烟室时，总会不经意间瞥见那一抹显眼的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