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敦煌遗书中一位千年前的“网红”意外走红网络：有人临摹《兰亭集序》，刚写到几个字便戛然而止；另一份残纸上，还画着一张稚气的人像，并且附有疑似“康景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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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P.2544和编号P.2237的敦煌残卷
虽然这两份写卷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尚未确认，但这些偶然留下的笔迹，却让远在千年的古人仿佛一下子活了过来。
《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也记述了这些正史鲜少提及的市井生活：有女子约定一同前往莫高窟燃灯，有人向他人借麦种未能及时归还，有人为了追思亡妻逐字抄写经文以示悼念，有孩童在废纸背面练习认字写字……
这些残卷让我们明白，其实古人与我们的距离并不远。
十三位女性，相约去莫高窟燃灯
敦煌文献中，有一类材料读起来格外令人动容：社邑文书。
所谓“社”，又称“社邑”“义社”“义邑”。唐代以及宋初，敦煌地区私社相当兴盛，部分私社还有专门名称，比如“兄弟社”“女人社”“亲情社”“巷社”“车社”等。
国家图书馆藏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记录的便是由女性组成的“女人社”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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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14682V《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
这份文书仅存一张纸，开头和结尾都有缺失，上面还有不少修改痕迹，最终也未列出社员名单，因此应该是一份草案。
但正因这份草案，我们得以窥见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社会生活的某个片段。
社条的开头写得十分明白：丙申年四月二十日，博望坊巷的女子们，由于准备“上窟燃灯”，聚在一起商议，决定“一齐同心”，约定三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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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14682《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
录文内容为：“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因为上窟燃灯，众坐议议。一齐同发心，限三年愿满。每年上窟所要物色带到，录事帖行，众社齐来，停登税聚。自从立条已后，便须齐齐整整，接礼歌欢，上和下睦，识大敬小。三年满后，任自取散，不许录事三官把勒。众社商议，各发好意，不坏先言，抹破旧条，再立条。日往月来，此言不改。今聚集得一十三人，具列名目于后。”
所谓“上窟”，指的是莫高窟；“燃灯”，是佛教信徒敬佛积德的一种仪式。
这并非一次临时发起的活动，而是一个有组织、有规矩的结社。
她们约定每年上窟所需的物品由大家平均分摊，社内事务由录事传通知照，但又特别强调“不许录事三官把勒”，也就是说，社官、录事不能擅自作主，必须由“众社商议”。三年期满之后，是否继续，也需要大家共同决定。
这份文书证明这些女性能够单独、自愿地参与结社，享有一定的社交空间；结社需要准备物品，也显示出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具备一定自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的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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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写在佛经背面的“借据”
国家图书馆藏BD04698，正面原本是一卷唐代标准的写本《妙法莲华经》卷二。到了归义军时期，由于经常持诵，年久失修，卷首已经残缺，卷面还有水渍，甚至出现破洞，渐渐失去了持诵的功能。
纸张虽然珍贵，古人还是不愿丢弃。于是，写卷的主人便在卷末背面抄录了一份不足200字的审判文书：《金银匠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
录文内容为：“金银匠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等二（三）人状右信子等三人，去甲戌年，缘无年粮种子，遂于都头高康三面上商取麦三硕，到当年秋翻作陆硕。其陆硕内填还得壹硕贰斗。亥年翻作玖硕陆斗。到丙子年秋填还得柒硕陆斗，更余残两硕。今年阿阿（郎）起大慈悲，放其大赦，矜割旧年宿债。其他家乘（剩）两硕，不肯矜放。今信子依理有屈，伏望阿郎仁恩，特赐公凭，裁下处分。（判词）其翟信子等三人，若是宿债，其两硕矜放。（花押）”。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甲戌年（974）春天，一起开设金银作坊的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三人，由于缺少麦种，向都头高康三借了麦三石。到那年秋天，债务翻作六石。他们还了一石二斗，还剩四石八斗。到了乙亥年（975），债务又变成九石六斗。丙子年（976），他们还了七石六斗，最后仍剩二石。
此时，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颁布赦令，“矜割旧年宿债”。翟信子等人希望这二石旧债也能得到赦免，但放贷者不同意。于是，他们上告“阿郎”，也就是敦煌或瓜州的最高长官。最终判词很简单：“若是宿债，其两硕矜放。”这笔旧债，被免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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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小的借贷文书，揭示了归义军晚期敦煌社会的许多侧面：手工业者的生活并不宽裕，金银匠也可能参与农业；民间借贷有“违约一赔二”的惯例；国家赦令与私人契约之间，也会产生摩擦。
正是这份不足200字的敦煌审判文书，重现了归义军晚期敦煌一段鲜活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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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亡妻抄经：一场持续49天的追思
敦煌残卷中，也保存着古人的哀情深切。
天津博物馆藏4532、国家图书馆藏BD0454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055，原本与敦煌历学家翟奉达及其子为亡妻、亡母马氏祈福抄写的佛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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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04544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
这组写卷反映的是唐五代之后广泛流行的“七七斋”和“十王信仰”。
所谓七七斋，是从亲人去世那天起，每七天举行一次祭奠、超度仪式，从“一七”到“七七”，连续七个周期，总共四十九天。
到了唐代，为亡人举办七七斋追悼已经相当普遍。后来，这个仪式又与中国传统葬礼中的百日、周年、三年等习俗融合，逐渐形成十王斋供。
十王信仰认为，亡者在阴间每隔七天要接受一位阎王的审判。家属必须按照七七斋的顺序认真提供斋供，帮助亡人避免遭受冥界的惩罚。
七七之后，还要经历百日、一周年、三周年三斋。原文中提到：“若阙一斋，乖在一王”，意思是缺少一次斋供，就会得罪一个阎王，“亡人”便不能顺利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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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P.2055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外题）
右：P.2055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卷尾题记）
翟奉达为亡妻马氏抄录的经文，恰好对应这一程序：第一七斋写《无常经》，第二七斋写《水月观音经》，第三七斋写《咒魅经》，第四七斋写《天请问经》，第五七斋写《阎罗经》，第六七斋写《护诸童子经》，第七七斋写《多心经》。百日、周年、三年，又分别对应《盂兰盆经》《佛母经》《善恶因果经》。
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十王信仰非常流行，因而留下了大量《十王经》写本。《十王经》将“七七斋”与百日斋、周年斋、三年斋和“十殿阎王”结合在一起，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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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孩子的识字读物，写满了人间百态
如果说前面的故事涉及古人的生计、交往与信仰，那么《开蒙要训》则将我们带回古代儿童的启蒙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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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14667《开蒙要训》局部
敦煌地区自西汉设立郡县后便建立了学校教育。到了唐代，官学与私学都非常发达。私学包括寺学、义学、家学等类型，学习时间更加灵活，更适合普通民众的生活节奏。对于许多孩子而言，识字是启蒙教育的第一步。
《开蒙要训》正是一部用于识字的蒙学书籍。“开蒙”指开启蒙昧、开始学习识字；“要训”则可理解为关键字词。它大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五代时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后来在中原地区失传，但因敦煌写卷保存下来而得以流传至今。
这本书收集了1400个常用汉字，采用四言韵语编排，四字一句，共三百五十句，两句一韵。由于短小精炼、合辙押韵，读起来非常顺口，便于儿童记忆。书中也自述：“笔砚纸墨，记录文章，蒙童学习，易解难忘。”
比较有趣的是，《开蒙要训》不仅是教孩子认字。它像一本小小的生活百科全书，内容包括天地岁时、山川河流、君臣伦理、孝悌人伦、坐卧起居、服饰女红、人体器官等。
例如“乾坤覆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讲述的是自然与时序；“孝敬父母，承顺弟兄”，讲的是家庭伦理；“头额颊颐，齿舌唇口”，则直接教导孩子认识身体部位。
它的用字更贴近民间中下层百姓生活。对于那些只能在农闲时段短暂入学的孩子来说，这样一本字数不多、实用性强的蒙学书籍，恰好能满足日常生活的基本识字需求。
《丝路遗珠：敦煌西域文献》想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珍贵而不太容易接触到的材料，重新介绍给普通读者。
全书挑选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42件敦煌西域文献，既关注内容，也重视形制与流传；搭配了120多幅精美图片，分为“珍品琳琅”“古书原貌”“世间百态”“文学艺术”“文化交融”“佛在人间”“玄门文献”“珍本流传”八大板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文献的价值，也讲述写本背后的历史故事。
读这本书，你能够读到一部从碎纸中抢救出来的唐写本《尚书》；看到最接近原貌的唐写三十卷本《文选》，如何在敦煌残卷中重见天日；也会遇到唯一由中国僧人编撰的佛经《坛经》，一片记录古人酒席游戏与舞步的《酒令舞谱》残片……
读这本书，就像在一张张旧纸背后，重新听见古人的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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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42件在内容、形制、流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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