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间」——小变局下的历史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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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云曾论断“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相较之下，汉魏之际则是一场范围有限的小变局。这一系列专题以东汉至曹魏历史为观察基点，往昔追昔，试图从小变局中发掘隐秘的故事。
古代中国社会，爵位往往象征着土地、财富与尊贵身份——但颇为有趣的是，总有人选择拒绝这等荣耀的赐予。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凯旋，按功行赏，欲赐田畴亭侯之爵，食邑五百户。田畴却坚决辞谢。这位平定边患的功臣，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爵位。曹操一再坚持，田畴也再三推辞，最终甚至以生命相胁：“若必不得已，请愿效死刎首于前。”曹操无计可施，只得改拜他为议郎——一个虚职，田畴反而心甘情愿接受了。
田畴的选择看似矛盾：他并非拒绝所有封赏，他所拒的“爵”，与所就的“官”，在汉末三国的士大夫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田畴的让爵行为并非孤例，在那些看似“礼让”的举动背后，既牵涉官与爵在概念上的差异，更折射出东汉“二重君主观”的遗留、世家大族间的利益角力乃至南北大族在理念上的分歧。
“让风”缘何而起？
周代以“爵本位”为核心的“爵—食体制”影响深远。进入秦汉，官与爵并行不悖，形成了二元性的“爵—秩体制”。到了魏晋之际，九品官人法的确立将各种位阶整合进一元性的“官品体制”之中。简要说来，爵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分量逐渐减轻——但这不代表它完全失去价值。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中，爵位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实际权力与经济条件依旧极具吸引力。东吴丁奉在率军与敌军短兵相接前，曾对部下慷慨喊道：“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这类激励话语常见于史册，足证爵位始终是招揽他人效力的有力工具。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让爵”的举动却逐渐增多。“让爵”，即拒绝或转让已受爵位。陶新华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受爵者常出现拒受（辞让）与转让（推让）的情况。严格区分，“辞让”与“推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前者指直接拒绝受封，后者则是将爵位转授给第三方。粗略统计，从黄巾之乱至三国末年，辞让数量远超推让，其背后动机也大相径庭。
表面观察，这股“让风”源于古已有之的禅让与礼让传统。《庄子·让王》中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深入人心，《尚书》《论语》《孟子》亦对“让”赞颂有加。及至汉代，经学蔚然成风，儒家提倡的“礼让”被士人视为修身关键，引经据典、效法先贤便成为获取美名的途径。
魏晋时期，刘寔在《崇让论》中对此风作过精辟概括：
“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至……贤人相让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争于野，天下无事矣。”
当时士大夫舆论中，“让”几乎被奉为解决政治难题的万能良药。
然而，拨开“让风”的表象，“让”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演。最典型的莫过于曹操受封魏王时的操作：献帝下诏封曹操为魏王、加九锡，曹操则“上书三辞，诏三报不许”，三次辞让后即心悦诚服就位。所谓“三让而后受”，早已成为固定套路。这种“饰让”，本质上就是为获赏者贴上“谦让”的道德标签。
讽刺的是，当有人坚持辞让时，反会遭到非议。曹操认为不奖赏田畴之功有损法制，仍对其加爵。田畴四次拒绝。结果有司竟弹劾田畴“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官加刑”。曹操左右为难，命世子及大臣商议，曹丕以子文辞禄、申胥逃赏为例类比，主张“宜勿夺以优其节”，荀彧、钟繇亦表赞同。田畴终得免罪。这一细节充满反讽意味：在“让风”盛行的时代，程序化的“饰让”被默许为美德，而真正坚守辞让之人反倒被视为“违道”的异类。可见，当时人所推崇的并非“让”本身，而是符合剧本的“让”。
由此可见，“让爵”并非单纯体现谦让美德，更暗含现实政治考量，让与不让，从来不是一道简单的道德考题。
辞让
在辞让爵位的案例中，汉末与三国呈现出迥异图景。
东汉最早的辞让记录之一，是王景之父王闳。他在协助光武帝平定土人王调后获封列侯，却“独让其爵”，引得光武帝“奇而征之”，授以官职。在当时，辞让已属罕见之举，足以引起统治者重视。
但到了东汉末年，辞让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姿态。最突出的案例，莫过于陈蕃拒绝高阳乡侯。灵帝即位后，窦太后下诏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陈蕃上表坚辞：
“让，身之文，德之昭也……臣孰自思省，前后历职，无它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
陈蕃自认毫无特殊功绩，受封有悖名实。牟宗三曾指出，汉末察举制下名实不符的问题已严重腐蚀政治风气。陈蕃奏疏中甚至声称受爵不当会导致天灾，流露出东汉谶纬之学对士人行为的潜在约束。
后来陈蕃、窦武谋诛宦官失败，张奂被宦官假借圣旨利用，在误会下领兵围剿二人。张奂事后深感被愚弄，对所受爵赏皆“固让不受”。这个爵位于他而言，已无疑属于污点。
田畴的辞让则体现臣属在际遇变换时的矛盾心态。他曾为幽州牧刘虞所辟召，深受其恩。刘虞为公孙瓒所害后，田畴率宗族隐居徐无山，誓言：“君仇不报，吾不可以立于世！”他先被袁绍、袁尚征召，均拒不应允；后为曹操献策北征乌桓，大获全胜，却坚决辞封。因为他心中认定的“君”，是已故的刘虞，而非眼前的曹操。
杨阜与之如出一辙。他在平定马超后立功，却辞让关内侯之封，理由是：“君存无捍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他提及的“君”非曹操，而是曾辟召自己、后为马超所杀的凉州刺史韦康。杨阜虽拒封，但仍继续在曹魏供职。
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与钱穆指出的“二重君主观”直接关联——汉末士大夫心目中，除汉朝天子这一“大君”外，尚有知遇自己的地方官员作为“府主”构成第二重君主。许多人受府主知遇之恩，与原主形成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与远在中央的皇帝更为密切重要。田畴出身右北平郡无终县、杨阜出身天水冀县，在东汉同属边缘之地，因此，比起代表中央的曹操，他们更看重最初举荐自己的官员。同样地，东汉末年的士人极重声名，不少士大夫在原主病逝时弃官奔丧，以示对原主的忠心，如田畴因袁尚曾征召自己，在辽东献上袁尚首级。曹操虽不无犹豫，但最终默许了田畴的吊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辟召的重要性——这也为田畴、杨阜二人的辞让提供了政治文化上的合法性支撑。
田畴与杨阜虽辞爵，却愿在新朝廷任职。这说明时人已将“官”与“爵”视为不同概念。“官”为功能性职务，可因才任职；而“爵”作为赏赐，若旧君在任职期间去世，作为旧君臣属不便接受，以示追思。
进入三国鼎立格局后，辞让的含义发生显著变化。曹魏政权日渐成熟，中央权威逐步巩固，地方离心力减弱，“二重君主观”趋于淡化。此时辞让爵位者，多是已获爵位的高门士族，其辞让目的更侧重政治博弈与个人声望。
高平陵之变后，蒋济因助司马懿诛杀曹爽有功，进封都乡侯。他却上疏辞让。理由是“论谋则臣不先知，语战则非臣所率”，态度十分谦恭。但裴松之注引《世说新语》披露隐情：蒋济曾以司马懿之意，写信劝曹爽放弃抵抗，承诺“惟免官而已”。不料曹爽终被诛三族。蒋济“病其言之失信”，忧愤而终。他有功却辞爵，或许意在撇清与司马氏的关系，并向其他士大夫显示自己的悔意。
钟会的例子则显示辞让与升迁间的微妙关联。他因讨伐诸葛诞有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朝廷非但不冷落他，反而下诏褒奖其高风亮节，旋即升其为司隶校尉。在九品中正制已推行多年的背景下，钟会的多次辞让显然是精心策划——让了一个爵位，却为自己换取了更关键的官职。
从汉末到三国，辞让的原因明显转向，即从“二重君主观”导致的身份冲突，转向了高层士族的政治表态与声誉经营。
推让
推让爵位的案例远比辞让少见，且多发生在南方，其性质也比单纯礼让复杂得多。
初平三年（192年），孙坚战死后，按惯例应由嫡长子孙策继承爵位。然而，孙策选择“让与弟匡”，将父亲孙坚的乌程侯之爵让给弟弟孙匡。孙匡为孙策幼弟，比孙匡年长的，还有孙权、孙翊。再查阅孙翊传记载，“建安八年（203年），（孙翊）以偏将军领丹杨太守，时年二十”。孙翊当时仅约九岁，而孙匡为其弟，可推知孙匡当时为9岁以下，甚至可能6岁以下。当时孙坚的私兵被托于袁术之手，爵位与领兵并无关联，故让爵目的显然非为爵位的权力或孙匡的能力。
问题的关键或在于孙策即将面临的军事挑战。彼时他已决定脱离袁术，独立发展，行动极其凶险。若他不幸遇险，身后无嗣，爵位传承将引发巨大争议。将爵位让给尚不能领兵的幼弟，既可确保孙氏爵位不失，维持家族的荣誉。他于江东征战前，对张纮说出：“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这里的弱弟显然包括孙匡，而“无复回顾之忧”，或许含了孙策放下爵位传续的那份焦虑。
另一宗推让案例出自东吴中期的陈表。陈表为陈武的庶子，其长兄陈修因父功得封都亭侯，早逝后爵位悬空。孙权欲以陈表继旧爵，陈表却再三上表推让，提议将爵位传给长兄之子陈延。但孙权坚持依议。
这一矛盾正映照出江东特有的制度现实——“袭爵领兵制”。在孙吴政权中，爵位常与私兵权相联系。若继承人年幼无法统领部曲，国家利益与家族军事力量都会受损。陈修之子陈延年幼，而陈表正值壮年，且深得士众拥戴，因此孙权宁可打破嫡庶之别，也要让能统兵者袭爵。
孙策让爵给幼弟，陈表欲推爵给嫡侄——前者为长兄让幼弟，后者为庶出让嫡出，方向恰好相反，本质却殊途同归：南方爵位的推让，往往非为“美名”，而是围绕世代传承的实用考量。
汉末三国时，推让爵位案例多见于南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南北豪族在面对爵位时考量存在根本差异：北方世家大族更重政治忠诚与名实相符，南方江东豪族则更关注爵位背后权力的平稳继承。
结语
汉末三国的“让爵”并非儒家道德叙事的简单再现，而是政治、社会与制度的交织产物。辞让与推让两种路径，前者在北方盛行，承载着“二重君主观”下对旧君的追念，随中央集权强化而逐渐式微，反被高层士族用作政治工具；后者成为豪族世代传承的权宜之计。
二者结合，展现了古代中国爵位制度从“爵本位”到“官品化”演进中的过渡阶段。在时代更迭之际，那些拒绝爵位的身影，承载的远非个体道德选择。当爵位终被整合进统一体系后，辞让与推让渐成一种用于表态、酬功与谋利的程序化行动。那些叩问名实、徘徊于新旧主君之间的“让”，或许更能揭示历史的幽微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