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尚未成熟，当时的书籍全部依靠人工抄写，这样的书籍被称为“写本书”。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写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依据图书的产生与传播方式，我们把先秦至唐末的年代称作“写本时代”——书籍想要制造多个副本广泛流传，必须通过抄录这一途径完成。《旧唐书》由五代后晋官方主持编纂，《经籍志》是一份图书目录，其中收录了先秦至唐代的诸多典籍。该志末尾提到，开元年间，四部库藏的书籍共计125960卷，全部采用益州麻纸抄录；收藏于集贤殿的御用藏书，经库采用镀白牙轴，史库用镀青牙轴，子库装紫檀轴，集库配绿牙轴，以此区分不同类别——这些典籍皆为纸张载体，行楷书写的“写本书”。
如此庞大的书卷数量，由何人抄撰？是书佣，即社会中经济窘迫却识得文字之人，他们受雇于官府、私人、寺庙道观或书商抄写书籍，以此换取报酬。由于需求量大，每日都有人受雇抄书，逐渐形成了“佣书业”。这种依靠人工抄写来生产复制书籍的行业，始于汉代，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达到鼎盛，于五代时期走向衰落。
理论上讲，自从图书出现起，就产生了传抄者，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离骚》《史记》这些经典，都是通过手抄方式传播开来的。西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写书”即指为政府抄写书籍，从而获得工钱；到了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了上万卷政府藏书后，雇佣人手进行誊写，这些负责誊写的人就是佣书者。
关于佣书业，《后汉书·班超传》有详尽记载：“超与母移居洛阳。家中贫困，常为官府佣书以维持生计。因长期劳累辛苦，曾中断工作扔下笔说：‘大丈夫若无其他谋略才智，至少应当效仿傅介子、张骞到边疆立下功勋，求得封侯，怎能长期埋首笔砚之间呢？’左右的人都笑了。”“左右”即指与班超一同为官府抄书的同僚，这也是“投笔从戎”典故的出处。这是正史中首次有关于佣书的记载。东汉侯瑾《皇德传》又载：盖晋，敦煌人士，“贫穷时为官府抄书，所得钱财仅够维持生活。”“为官书”即为官府佣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佣书业发展得极为兴旺。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会稽山阴人，世代务农，喜爱读书，“家境贫困没有钱财，时常替人佣书”。班超、盖晋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佣人手进行抄录；而阚泽“为人佣书”，是私人支付报酬，雇佣人手抄写。由此看来，此时佣书已不局限于官府，而是普及到整个社会。从“写本书”的出现到“佣书业”的兴盛，是图书文化史上的重大进步。（陈德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