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大众文艺”？何以说这一概念精准映照了当前文艺领域的澎湃新局？它与过往的“人民文艺”“群众文艺”等既有概念相比，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疑问都在杨庆祥主编的《新大众文艺是什么？》(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一书中获得了透彻阐释。该书的问世可谓适逢其时，它既为读者梳理了“新大众文艺”的来龙去脉，也为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壮大、潜力释放提供了理论支撑，甚至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文艺未来轨迹的关键所在。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驱动力与运行逻辑

杨庆祥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篇幅不长，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其中一段论述尤为精彩：“与以往诸多文艺现象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新大众文艺本质上是自下而生的社会集体行为，即便缺乏明确的动员机制，其内在动力依然强劲有力。”这话既点明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特质，也深入探讨了它的动力系统问题。

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大众文艺”时期。这一时期既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文艺创作主体，也孕育了全新的文艺驱动力。杨庆祥在序言中特别强调的，正是这种新文艺“大众”的创作动力、自我实现动力、情感表达动力，乃至叙事动力。所谓的“叙事动力”，即讲述个人故事、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的故事。因此，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是一种综合性动力机制。其背后，既体现了大众表达自我的内在需求，也反映了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实现。从这个层面说，“新大众文艺”给予人们直面人工智能的勇气——人类创作的独特性仍然无法被AI完全复制。只要人类存在表达与倾诉的欲望，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就会持续涌现。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的动力系统，既是AI时代最重要的创作主体现象，也是当今时代大众抒发情绪、情感、经验乃至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迫切需求之产物。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独具匠心地以鲁迅发表于1930年的经典文章《文艺的大众化》作为开篇，既为新大众文艺探寻历史根源，也启发了读者思考其“动力机制”中“政治之力”的重要作用。鲁迅指出：“多量的或一定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当然也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推进，就必须政治之助，一条腿是走不动的。”鲁迅所说的“政治之力”，至今仍是理解新大众文艺的重要视角。何谓“政治之力”？政治的作用体现在哪些层面？政治的引导作用和规范作用如何具体实施？如何将“政治之力”理解为一种激励机制而非单纯的管控手段？现有各级作协、文联应承担怎样的角色？学院派文艺研究者、评论家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文艺政策制定者又应处于何种位置？这些都是由新大众文艺的动力系统引发的思考。

“新”·“大众”·“文艺”——概念构成探析

该书引导读者深入思考“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的内在构成。

所谓“新大众文艺”之“新”，并非所有在互联网、自媒体和融媒体中涌现的大众创作都可归入此类。如何在海量大众文艺实践中识别出新大众文艺，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可能需要各层级有组织的引导和号召。从这个角度看，新大众文艺或许不完全自发，也不完全是自足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同时，不乏表面新潮实则陈旧的伪“新”文艺。因此，辨识和确认“新”，首先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化、组织化、整体性的过程。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究竟包含哪些群体？在当前历史境况下，谁是大众？如何界定大众？怎样在广大网民中识别出真正的大众？正如该书序言所追问的：“是谁创造了新大众文艺？这个主语‘谁’，并非显而易见，甚至可能被悬置、淡化乃至置换。对‘谁’的追问，恰恰是新大众文艺逐步实现自我建构、自我主体化的过程——大众的故事由大众来讲述，人民的历史由人民来书写，这一现代性理想，在今天仍需持续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是什么？》本质上是一本提问之书。它提出了许多尚待阐释和付诸实践的问题，从而将“新大众文艺”作为一个历史实践过程来考察，而不是预设一个本质化的定义。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落在“文艺”二字上。无论创作主体多么庞大、包容，多么泛化，新大众们创作的终究是文艺。其内部蕴含着艺术的、美学的、文学的机制，起着根本性规范作用，决定了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属性。这也提醒我们，新大众文艺不仅要“新”，以“大众”为主体，还必须是“文艺”。

那么，“文艺”应如何具体体现？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中已有警示：“若文艺刻意迁就，就容易沦为迎合大众、谄媚大众。迎合与谄媚，是不会对大众有益的。”这对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避免成为俯就、迎合和媚俗的文艺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这就牵涉到新大众文艺如何与既有文艺美学、文学性机制对话的问题。如何在新历史条件下衡量新大众文艺的文艺性、文学性、审美价值？“新大众文艺”是否需要引导？正如作者之一李遇春在《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一文中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包含“‘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包含“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该书中的贺桂梅文章《新大众文艺如何是“新的”》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文艺与文学的基本关系：“如果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史，是不断分化出各类专业媒介的过程，诸如视觉媒介、听觉媒介、语言媒介等，或许新大众文艺则是各类媒介形态的再融合与再整合。基于这一特征，我们可以重新构想‘文学’与‘文艺’的基本关系：将居于脑/智能神经元核心的语言性表达媒介文学，视为新大众文艺所有形态的‘基础’和‘母体’，进而重构文艺的整体性视野。”换句话说，由于文学在脑与智能神经元中的核心地位，“文学”成为所有文艺形态的“基础”和“母体”，或许只有借助“文学性”，才能有效重构“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进而“重构文艺的整体性视野”。谷鹏飞在《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中提出的文艺应遵循的两个“形式标准”，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文艺创作与批评要尊重艺术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二是指文艺应当适应时代与社会的变革而进行形式创新”。

文明形态与人类未来图景

贺桂梅在书中提出：“我们正处在新的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剧变过程中，这种变革与前几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将是一种‘文明’级别的巨变。”“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是一个“理想性”概念，是因为它最终关联到“文明”形态和人类未来。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话语、想象新的可能”，就成为新大众文艺更为重要和高远的目标，即“通过文艺实践去构想和创造新世界”。

“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生命形态、心灵境遇的把握和呈现。在我看来，无论是“新大众文艺”，还是当下的另一股文艺思潮“大文学观”，都应将“人”的维度视为其精神内核；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们，只有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媒体革命历史条件下，关注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方式、情感境遇与心灵变化，将人的“灵魂”作为核心关切，才能真正讲出有温度、有热情的中国人故事，进而呈现人的未来图景。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的作者们集中关注并试图克服的，正是新媒介和电子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主义”倾向，从而有助于将“人”的问题真正置于新大众文艺的中心。这也意味着在当今技术和媒介至上的时代，重构“某种与人相关的秩序”，进而“建构真正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叙事与文化形态”，构成新大众文艺的历史使命，也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图景。因此，人的命运与出路问题依然是新大众文艺核心的观念愿景和文化远景。

也正因如此，“新大众文艺”具有某种未完成性。恰如杨庆祥所说，“新大众文艺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它同时也是“多种力量博弈和对话”的“变量场”，一个需要在创作和理论双重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话语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