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8年时的一项数据揭示,中国的随迁老人达到了将近1800万之众,相当于全国2.47亿流动人口中的7.2%。在这些老人里,接近半数选择迁徙至城市,此举背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子女承担起照料孙辈的重任。

时下,你或许在某个名为“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里,刷到过这样一则消息:“老人每周带娃不少于20小时,即可领取国家补贴”“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最高再发800,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尽管各地官方媒体和卫健委已经辟谣多轮,明确指出这是“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但奇怪的是,“隔代照料补贴”的谣言宛如野草,删去一处又从别处蔓延生长。

上个月,小磊偶然看到一条“老人带娃能领钱”的短视频,顺手转发进了家族群。他和妻子工作繁忙,67岁的母亲从老家专程赶至广州帮忙带孩子。这位老人家人生地不熟,除了接送孙子,几乎足不出户,时常念叨着想回老家。“要是真能多领几千块,好歹能让她心里舒坦些。”小磊这般想着,还把截图存下,打算去社区问问。结果工作人员告知他:假的。

时至今日,这则谣言依然在社交平台上有零星传播。有人拨打12345热线去咨询,亦有老人跑了好几趟居委会想去登记,甚至在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里,还会冒出一些揣测:国家是不是在借此,试探风向?

一则被证确为虚假的谣言,为何会收获如此多的相信?

只因“带孙每月能领钱”这则假新闻,精准戳中了老年人内心深处隐秘的渴望,以及中国家庭在育儿压力下,对于“被托举”的集体期盼。

老年人才是带娃主力军

全面二孩政策推出已近十年,三孩政策亦已施行逾五年,尽管舆论仍在热议“生不生”的话题,却存在一个被忽视的现实:中国的孩童,大多数时候离不开家中老人的参与抚育。

国家卫健委2018年流动人口报告显示,中国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他们中近半数人涌入城市,主要原因正是替子女扛起带娃的担子。

韩阿姨便是“老漂带娃”大军中的一员。她的儿子儿媳在金融行业工作,收入颇丰却常年出差,老两口唯有从老家前往北京带孙子。除了照看孙辈的日常事务,她还要从头学用手机、挤公交,生活中时常与代际产生摩擦。“过去围着孩子转,现在围着孙子转。我们这代人,一辈子都在为孩子活。”她说。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像韩阿姨这样的“老漂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上广深。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数据显示,上海0—6岁孩子的隔代养育比率高达88.9%,接近半数“独生父母”家庭完全依赖祖辈照料孩子。

而在广袤的农村,老人的隔代抚养更带有被动承担的色彩。

民政部2016年调研结果显示,65.7%的留守老人曾经或正在承担隔代监护,其中14.4%的老人在履行监护责任时,未获得来自儿子的任何经济支持。他们靠务农、零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默默填补隔代抚养的费用支出。

无论是随子女漂向城市的“老漂族”,还是留守在乡村照料的老人,他们都是中国育儿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间接支撑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

早在二十年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者Merril Silverstein基于安徽农村的一项调查,系统追踪了祖辈照料与子女外出务工之间的关联。他们明确指出,在中国,“祖辈照料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尽管这种作用往往较为间接,且未能得到充分承认。”

研究显示,隔代抚养虽让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降低18.9%,每周劳动时长缩减19.5%,但却显著提升了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特别是中青年女性的全职就业。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汇入城市,进入工厂与写字楼,形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洪流。

甚至如今多数家庭的生育规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们是否愿意继续“上岗”。

上海市妇联2021年基于育龄家庭的调查指出,若祖辈能提供隔代照料,42%尚未生育孩子的家庭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生育,这一比例是不能提供隔代照料的家庭的2.8倍。一名老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女儿是等我退休了才敢生孩子的。”

带孩子的老人

60后“新老人”,不再愿免费带孙

围绕隔代抚养,前二十年的公共叙事强调“奉献”;而当今,情形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开始向儿女索要一笔名为“带孙费”的款项。

2023年,四川广安的段阿姨将子女告上法庭。起因是她照看孙女六年,原定每月2000元生活费,女儿女婿却分文未付,自己多次讨要只换来一句“再等等”。最终法院判决,女儿、女婿需向段阿姨支付8.25万元“带孙费”。

类似的案例亦发生在上海。2024年,滕老伯夫妇向儿子儿媳索要高达90余万元——大孙女抚养了8年,要价88万元;小孙女照看了3年,索要8万元。上海静安法院审理后驳回了诉请,认定这是“基于亲情、习俗的自愿帮助”。

判决与否暂且不论,我们通过这些对簿公堂的个案,看见当下中国老年群体正在经历的深层转变。

2016年,全国12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若父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达到35.7%。《探索与争鸣》2017年发表的调研访谈同样记录,10个家庭中有7个家庭的祖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子女表达了“不愿再带孙辈”的意愿。

尤其是处在退休前后的60后“新老人”,似乎不再无条件接受所谓“亲情帮扶”。对他们而言,“含饴弄孙”不再是晚年唯一的选项,退休生活是求学、旅行、养生、专注自我的全新起点。

据《新周刊》报道,61岁的卢奶奶是广州纺织厂退休工人,当儿子提出请她照看2岁的孙子时,卢奶奶拒绝了:“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此前,卢奶奶的晚年生活丰富多彩:加入老年舞蹈队,每天上午去珠江边和老姐妹排练,再坐40分钟公交到荔湾区喝早茶。在她看来,人老了就该享受生活,带孙是选择,而非义务。

另一方面,现在的60后群体大多拥有稳定退休金,没了房贷压力,生活相对宽裕,这让他们有了拒绝“带孙”的现实资本。甚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老人越“硬气”。比如,北京和上海不愿帮子女带“二孩”的老人比例将近49%。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指出,隔代抚养在某种程度上是“代际交换劳动”,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因此,这批“新老人”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

老年人的“隐性劳动”,需要被看见

尽管社会风气和群体观念在变迁,但在诸多客观现实面前,老年人仍是现阶段中国育儿体系的“承重墙”。

他们用本就不多的养老金,默默填补奶粉、早教等育儿费用的缺口,补贴子女的小家庭。从更宏大的视角看,他们还补足了公共托育的空缺,释放了更多社会劳动力,却长期游离在薪酬与保障之外。

举例来说,国内老人的隔代照护劳动,在制度层面尚未获得有效保护。

民法典第1088条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承认婚姻中的抚育劳动可以“计价”,这是观念上的进步。但法律仅清算夫妻之间的账,代际之间的账,至今尚未开启。回到最初“带孙费”的讨论,即便在司法层面,祖辈的照护劳动也只是在“合同纠纷”的框架中被有限承认,而非作为一项基本劳动权利受到尊重。

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追问的是:为何一个社会的育儿重担,最终总滑向家庭的最末端,落在那些本应安享晚年的老人肩上?

有研究指出,隔代抚养的出现,部分源于当前公共儿童照料资源供给不足。2024年国务院报告显示,全国30%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实际入托率仅为7.86%。相比之下,2018年OECD国家平均入托率为33.8%。

公共托育缺位,民办托育更是“托不起”。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收费1978元/月,一线城市超5500元。对于不少家庭来说,托育费用占家庭收入的30%以上,已成为沉重的负担。

普惠托育机构内的孩子和老师

隔代抚养现象,更像是社会多重压力下的系统性代偿。当市场化托育成为奢侈品,公共托育服务又迟迟不能兜底,家庭只能向内挖掘劳动力。而老年人往往是最具性价比、也最易被透支的资源。

他们的隐性付出应当被公众关注,更需要被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所承接。

参考海外经验,最直接的作法便是将育儿津贴发放到老人手中。比如,韩国首尔从2023年起推行“孙辈照护津贴”政策,双职工、单亲、多子女家庭的祖父母,每月提供至少40小时托育服务,可领取30万韩元补贴。

又或者用未来的养老钱,为隔代抚养“买单”。英国政府就规定,祖父母照顾12岁以下的孙辈,可以申领“指定成人儿童保育积分”,直接计入基本养老金。带娃多一年,退休后每年可多领约 330英镑养老金。

除此之外,社会认知上承认隔代抚养的专业价值同样重要。日本埼玉市曾开设“孙辈照顾课程”并分发《祖父母手册》,以社区赋能的方式认可老年照护者的专业价值……从东亚到欧洲,政策形态虽多元,但认知上却是一致:隔代照护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若老人不承担,国家需用更昂贵的公共托育来填补;若老人承担了,社会就应给予对价,而非将成本无限转嫁给家庭内部。

回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的,便是改善本就匮乏的社会服务体系。

例如,用社区闲置空间办嵌入式托育,或让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岁幼儿,以“公建民营”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再由政府提供精准补贴。唯有随着托育体系的丰富,年轻父母才有“不麻烦老人”的选项。

结语

老年人选择不参与育儿,并非冷漠,而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后,个体对自我价值重新定义的结果。与此同时,如今的年轻人,以及那些正在关注“隔代照料补贴”假新闻的中年人,则应该意识到:

现在问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带娃”,实则是在问自己“等我老了愿不愿意带”。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今天推动托育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最终受益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更现实的层面是,一个每天六点起床给孙子做早饭、下午三点接幼儿园、晚上还需陪写作业的老人,哪有时间去消费?近年大谈特谈的老年旅游、老年大学、康养产业,都离不开将老人从带娃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他们是一批拥有退休金、闲暇时间、消费意愿的群体。

与其苛责任何一方,不如让社会的托育体系、制度层面多些托举。既帮年轻人减轻育儿的重压,也能为老年人留出追寻自我空间的可能。

作者|郭果

主编|何梦飞

图源|VCG、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