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一瓷一色一世界」展出的黄釉瓷器」
诗词文献里提及的许多中国传统色，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说。不过，近段时间在上海举办的久事美术馆“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以及世博会博物馆“国采——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中，霁红、天青、月白、苍黄、槿紫、藕荷、雪灰、远山黛等色，在瓷器上交融，在织物中凝聚，让人们得以亲眼见证。
“色彩位居首位，关乎文物命名根本。”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章新这样评价。章新进一步阐释，传统中国色不仅关乎视觉美感，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史、政治史、工艺史、民俗史、贸易史以及科技史，对于当代传承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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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采”展中的一件清同治大红色缂丝金龙纹男夹朝袍局部，色彩鲜明，工艺精湛，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色的流传，离不开具体的物质载体。章新向笔者介绍，制瓷与染织等工艺技术的革新，使得明清时期的中国色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
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的颜色釉瓷器，种类繁多，景象壮观。仅从雍正至乾隆年间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记，便有三十余种颜色釉，或模仿古制，或开创新式，不一而足。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彭涛举例说明，红釉的烧制技术演变尤其耐人寻味。唐代长沙窑初次尝试铜红釉，讲究釉料配比、气氛控制和温度平衡，出窑十次尚且九次不成。而“一瓷一色”展中的一只明宣德景德镇窑红釉盘，通体呈现鲜亮色泽，正是明永乐、宣德时期高温铜红釉烧制技艺臻于成熟的明证。彭涛特意引导观众留意这件瓷器的口沿，那圈白边并非刻意设计，“实际上是氧化铜作为发色剂在高温下自然流淌所致，俗称‘灯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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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瓷一色”展中的一件豇豆红釉瓷器，色泽柔和，是一件不容错过的珍品。
康熙年间的豇豆红釉瓷器，有水盂和印盒两种，都属于极为珍贵的品类。彭涛透露，豇豆红釉是采用吹釉法制作而成——匠人用竹管裹上纱布沾取釉料，逐层吹上去，极难做到均匀，常留下点点苔点，色调纯正的被称为“桃花面”“娃娃脸”，品质稍差的则成了“驴肝马肺”。由于烧成难度极大，这类瓷器尺寸都不大，最高尺寸也就二十公分左右，主要是文房用具，或摆放在书桌上用作装饰。康熙晚期创烧的胭脂红釉，源自西洋珐琅工艺，到了雍正朝，制作技艺已达巅峰。此次展出的圆盘与盖碗，因黄金含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深浅的胭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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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采”展中的一件光绪年间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衣，色调灰暗，具有沉静的特质。
光绪年间雪灰色牡丹桃纹暗花绸单衬衣，雪灰附上特有的灰调，有着沉静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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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则在“国采”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件服饰泛着淡淡的荧光，颇为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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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饰领域，晚清时期的颜色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雪灰与品月色，都是那个时代的新色彩，由进口染料创造。光绪年间品月色缎平金银绣水仙团寿字纹单氅衣，泛着淡淡的荧光，颇为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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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背后的文化意义，远超单纯的美学范畴。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分析，中国古代将色彩与天地四方、等级秩序紧密结合。以色彩对应方位、区分等级，确立祭祀、服饰、器物用色的规范，使色彩成为国家秩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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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嘉庆月白色缂丝金龙纹男夹朝袍为例，这件祭月服饰的月白呈现的蓝，程度竟然远胜于想象中接近于白色的浅蓝。
明清之际，最为尊贵的颜色无疑要数黄色。其根源在于，黄色在五行中属土，中国古代作为农业社会，素来敬重土地，且黄对应方位为“中”。
明清两代，黄釉为皇家专用。“一瓷一色”展中的一件光绪年间景德镇窑黄釉花尊，曾是储秀宫慈禧太后使用之物。彭涛指出，黄釉烧制难度较大，调子太浅显得寡淡，调子太重则显土气。展出的明弘治景德镇窑黄釉盘，在灯光下莹润动人，被业内公认为理想的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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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饰方面，明黄色龙袍是清代皇帝、皇太后等最高等级身份的专属服色。“国采”展以丰富的服饰实物揭示，除了明黄，黄色还可细分为杏黄、金黄、香色等，这些色阶的不同，代表着不同的等级。例如，杏黄微微发红之黄，等级仅次于明黄，一般专属于皇太子夫妇；金黄的红色调更重，近似橙红，供皇子、贵妃、妃子使用；香色加入了绿色成分，显得雅致含蓄，色域较宽，可以从黄褐至黄绿，是黄色系中等级最低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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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采”展中的黄色系清宫服饰，不同色彩象征着不同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