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方式、面对世界的方式，或许才是一个从事文学批评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记者问及《成为批评家》的书名，好奇一个人需要经历怎样的转变才得以成为批评家。编辑心绪中隐约浮现，这书里很可能会涉及成长历程。果然，书中关于这部分着墨不深，反倒是治学经历的篇幅较多。不过，篇幅虽少，但颇具传奇色彩的身世，无疑在你身上刻下了深刻的印记。编辑认同评论家霍俊明所言，成为批评家必有其精神起点和内在驱动，对你而言，“流浪”“远方”与“动荡”“虚无”，这些经历不能被忽略。我们往往较少关注批评家们的人生经历如何影响其批评实践，所以有必要探问你的看法。
周明全答道，当代年轻一代批评家，多数经历了完整的学历教育及学术训练，其中不少还是名校名师的弟子。他们毕业后多数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文学、学术相关工作。他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当下教育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个人成长的必然选择。而周明全的经历截然不同，他出生在乡村，求学年代颇为坎坷，大学所学专业是师范类绘画。工作后，一心想成为深度调查记者，却只得住进高校、报社担任记者、编辑。三十岁成家立业后，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找到了较为稳定的职位。
周明全坦言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虚无感始终萦绕心头。虚无之人，却总想抓住现实中的某些人或物，以免彻底陷入虚无，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从散文等杂文写作转型至文学批评，固然受诸多外在因素影响，但内在驱动力，或许正是源于那份虚无感。文学批评，能将他所读的杂乱文字串联成体系，也激发他在阅读中的思考。他的文学批评，与自己的成长、阅读经历紧密相连，比如他曾在文章中多次批评那些歌颂农人在黄土地上以命相搏求生存的作品的无知。他认为，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追求。居高临下，以知识分子不接地气、不着调的态度去无限颂扬乡土，让他这种从小在乡间长大的人感到荒诞。他的研究主要集中批评史，尤其是对同时代批评家的研究。他和这代批评家频繁开会交流，以亲身经历的方式研究他们，这样不仅能掌握第一手鲜活素材，或许也能更全面地把握这代批评家的成长历程，乃至当代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此外，他还一直在做批评的外延工作，如组织出版批评家丛书、研究资料丛书等。他认为，批评不仅是书房里的文章写作，组织出版、做访谈等，同样也是一种批评的方式。他的经历、成长，与他的批评实践是融为一体的。
此前在某个会议上，编辑提到年轻一代的批评家似乎与当下文学现场有所隔阂，很少关注，也很少发声。周明全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当下的教育问题。这些年轻批评家长期在高校环境中成长，相对固化，与当下文学现场缺乏交流。这种隔绝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只能跟随导师研究那些已被经典化的对象，而对当下文学现场感到陌生且无从下手。
记者问起书里提及的陈思和、於可训等名师对他的影响，并提及他策划主编的“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看得出他与前辈学者之间的深厚渊源。
周明全回应说，他是年纪较大、从事文学批评多年后才去读书的。因为在批评实践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是带着问题去学习。无论是陈思和还是於可训等师长，对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在精神气质方面。在AI时代，知识本身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减弱，思考方式、面对世界的方式、面对当下文学的态度，以及批评者人格的健全，或许才是一个批评者首先要面对的课题。
陈思和先生曾说起前辈学者对他的影响：“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我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我感受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周明全希望也能在实际的交往学习中，让传统的河流从自己身上流淌而过，感受到传统的力量和现当代文学的魅力。
他策划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一方面是为做批评史做前期资料准备，另一方面是为后人研究这代学者提供必要的材料。当然，选编这些名学者的研究资料，也是他个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方式。
在宏观层面，从历史发展脉络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能训练整体把握能力。
记者发现，读周明全的批评文章，较少就作品谈作品，就现象论现象，而是将作品、现象置于广阔悠长的文学脉络中进行阐释。他关于中国小说的论述，特别是强调继承中国小说传统，是否与这种思维训练有关？他确实是一位具有历史意识的批评家，不仅关注文学史，同时关注批评史。有趣的是，深厚的史意识，并未让他更青睐历史写作，反而格外关注切近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这也是他作为批评家的一个特别之处。
近年来，学术界、批评界较为关注个案研究，尤其是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也不少让读者眼前一亮的研究成果。但从宏观层面对当下文化、文学进行纵深和有前瞻性观察的并不多。周明全认为，文本细读和作家个案研究固然重要，这是做宏观研究的基础，没有这样的细读，很难在宏观上有所建树。这些年，他的阅读颇为杂乱，但始终有一条主线没有改变，那就是对历史、学术史、文学史和批评史的阅读关注。这使他对在历史发展脉络上对文学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更感兴趣，这样的好处是能训练整体把握能力，弱点是对细部有所忽略。单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每个朝代的小说都值得写一部或几部专著，它们实在太过丰富，有足够优秀和值得研究的文本。但他的专业并非古典小说研究，他是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去看待古典小说的。所以，他会在他熟悉的古典小说中，挖掘出那些能为今天的写作者所重视，甚至可以利用的资源。有历史感和对历史题材作品感兴趣，是两码事。历史感指向的是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而当下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恰恰缺乏历史感和文化自觉。
记者提及周明全作为批评家有趣之处，还在于他除了大量撰写评论文章、出版青年批评家文丛、组织或参与论坛之外，还做了不少对同时代批评家的访谈。这是他文学批评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给了他持续与批评家深度对话的动力？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访谈这种文体有何重要性？
周明全认为，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似乎趋于窄化。五四时期，各类杂志开设的通讯栏目里的读者来信、编者按等，都是很好的批评文字。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之间、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信件交流，也是很好的批评范例。他在陈思和的著作中就看到很多与作家或批评家的通信，这些信件很有意思且具有深度。访谈，当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批评方式，而且，访谈能捕捉到的很多信息，在文章中很难呈现。他花这么多时间做访谈，是想在批评文本之外，展现批评家更为鲜活的一面。在短视频和浅阅读流行的当下，那种纯学术的评论文章更适合圈内交流。从传播角度看，访谈、对话更适合当下的传播和阅读方式。他曾经说，文学应该向娱乐学习传播方式，没有交流的学术，其价值和意义是有限的。
记者评价周明全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批评家，但读他的批评文章，给人感觉他关注常多于变。是不是对他而言，做批评不为潮流裹挟，而是有一个稳定的内核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是，在他看来，做批评应该如何保持生动的在场感？
周明全坦言，对批评界来说，或许有的批评家有真本领，能对各种新生事物发言，这也是一件好事。批评家要对新生事物有辨识能力，能把握文坛新变。但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只能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对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发言。他认为，真正的批评一定是有所选择，选择即是批评。批评是审美判断，一个人什么都喜欢，恰恰说明他的“不爱”，或者没有“爱”的能力。他的职业是编辑，所以他一直在文学现场，只是他没有像其他批评家那样将自己的观察写出来、讲出来而已。现场感，是做好一个批评家最基础的能力，唯有在场，才能发现文学的新变。
短期主义可能会获得意外的世俗之利，长期主义却要有好的心态。
记者说，或许可以把批评理解成一种状态。如果当它是状态，那么，一个批评家，只有在他从事批评的时候，才算是批评家。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使他已被论定为批评家，也依然需要“成为批评家”的内在要求。而这本书也指向一个成为批评家之后，能做些什么。就周明全而言，他做的事情真不少。换句话说，他既重理论又能实践，建立起打上个人深刻印记的批评疆域，这些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在他看来，就批评而言，坚持长期主义意义何在？
周明全表示，如果学者还不耻于谈论理想的话，那么他的理想就是做五四以来的批评史。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相较于数量庞大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现当代批评史的书写却少得可怜。从2013年开始，他有计划地做各个代际批评家的访谈、口述史，以及著名学者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都是为批评史研究做准备。他不在高校，没有考核压力，做学术研究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因为没有外在压力，所以他能够长期专注于做一件事。他曾说，即便他起点低，禀赋不足，但数十年坚持做一件事，总归会有收获。兴趣这东西，就像垂钓爱好者，可能钓到鱼也可能钓不到，都不影响自己享受过程。钓到鱼就大快朵颐，钓不到就静静地享受垂钓的过程。短期主义可能会享受到意外的世俗之利，长期主义却要有好的心态，各有利弊，主要看个人。
於可训先生曾评价周明全为“一身而多任，一专而多能的读书人”。他涉猎广泛，而且至今只看纸质书，颇有古风，也可见他进行的是颇具整全性的深阅读，这在碎片化阅读流行的时代难能可贵。他是如何阅读的？在他看来，系统性、整全性的阅读有必要吗？
周明全说，他眼睛近视又加上老花，所以不喜欢看电子书。随着年岁增加，记忆力越来越差，看纸质书，可以随时拿出来温习，查阅时也方便。
他看书比较系统，做一个研究时，通常会找来相关的书籍。这些年他买了太多书，家里、办公室到处堆满了书，搞得家人总是抱怨。这些年他随身带一个书包，书包里放一本书，一个笔记本，一个笔袋，笔袋里装满了各种颜色的荧光笔。他看书，通常先花一两天时间快速浏览一遍全书，这个过程中是在筛选书。确定值得看后，再从头认真逐字逐句阅读，并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做标记——这样方便日后加深记忆，打开书就知道当时做了哪些标记。普通读者，多看，也可以看得杂乱些。但专业读者，尤其是做研究的人，还是要认真阅读。就自己的研究下苦功阅读，这是做好研究的基础工作。若阅读完成度、阅读深度、阅读广度不够，是很难做好研究的。
说到《大家》杂志，不少名家、大家都与它有深厚渊源。莫言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参观时还题词——“文学无边界，云南有大家”。这个题词让人想到，大家何以为大家？当一个人成为诗人、作家、批评家之后，自然会向往“大家”。作为《大家》的主编，周明全认为，成为文学大家、批评大家，需要怎样的条件？或者说，怎样才称得上“大家”？
周明全坦言，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成为文学大家、批评大家，首先需要有天赋，也需要时运。做生意的人有财运才能做大，做官的人有官运才能一路畅通，文学人也一样需要有文运。研究批评史和文学史会发现，其实有一些作家或批评家，他们很不错但最终被埋没，而有的作家或批评家被写入批评史或文学史，并非因为他们的文本有多好，而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有开创性，但有开创性并不代表就是好。怎样才能成为“大家”更是玄学。他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首先不要想着成为“大家”，要认真阅读、思考、写作，让历史、让时间给出答案，给出选择。
张元珂在印象记里写道，“文学批评”之于你，更多时候是一种活于此世的生命爱好、一种思考问题的介入手段或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编辑觉得大体准确。周明全问及自己对批评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周明全坦言，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单调的人，用云南话说，是很不好玩的人。有人调侃说，不喜欢足球的男人，不是男人；又说不喜欢车子的男人，不是男人。每当听到这些话，他就会下意识地怀疑自己的男性身份——他不看足球，也不喜欢豪车。前几天在厦门，和朋友小聚，朋友开玩笑说，在好多会议上看到他名字出现在会议手册上，但最后他都没去，听别人说，要接娃，去不了。朋友就打趣说，明全要么是在接娃的路上，要么是在校门口傻傻地等待着接娃。女儿上高一，他以为每天接送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哪知住校一个学期后，女儿自己瞒着他退宿了。他又开始了每天接送娃的生活，而且还要持续两年多。中年男人，首先在时间上就被限定得很死。所以，做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成了他不好玩的生活中重要的乐趣。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他能享受到乐趣，这是他始终热爱它的主要原因。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做批评史的研究，以及继续组织“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当然，作为云南人，他近几年也在持续关注云南的边地书写，也许会就此写几篇文章。他自认胸无大志，在他看来，胸无大志并非贬义词，他愿意一点一滴地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做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胸有大志当然是好事，但胸有大志者，却往往不愿意做具体的事，容易流入空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