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2日，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披露了申思在集训期间殴打一名未满十三岁球员的视频影像。视频流出后迅速在媒体间发酵，诸多细节随之曝光，核心焦点在于申思在受到禁赛处罚后，究竟以何种非教练身份介入了青训工作。当年申思被禁赛的缘由再次被翻出，那个沉寂了十五六年的“南主席”名字，也跟着重见天日。
在社交媒体上，这件事引发了类似阿根廷对阵西班牙那般激烈的讨论，支持阿根廷的呼声最高，支持申思的网友数量同样不少。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上海幸运星是江浙沪地区青训质量顶尖的俱乐部，不少孩子被送到这里，成年后能走上职业道路，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申思积累的人脉。申思带出来的青训球员也现身说法，表示训练确实严格，这是传统，但申思对球员很关心，甚至私下送过鞋。
更多的人则用“谁小时候没挨过打”、“哪个球员训练时没受过罚”来试图为申思开脱。这些评论显然忽略了事实，事实就是申思动手了，而且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殴打。
1949年7月，全国总工会就已明令禁止“师傅殴打徒弟”；《劳动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于此类是非对错有着清晰界定。申思殴打未成年球员，无论是因为一时冲动还是内心积怨，本质上是利用了人身依附关系和利益链条，剥夺了孩子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这才是该事件的实质。
老实人与案板上的鱼肉
申思最近内心的积郁恐怕不轻。
正值2026年世界杯进行时，当年比申思年纪还要小的国家队及各级俱乐部队友们，正作为嘉宾解说着赛事。这些嘉宾中，有的转型做了职业教练，都在老老实实吃足球这碗饭，不仅曝光度高，有时还被捧为偶像。反观申思，即便投身青训，也只能躲在幕后。他本是上海足球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姓氏更是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却因一念之差被终身禁足。再加上当年的事件，南勇曾用权力施压，当时根本无人敢于反抗。外界普遍认为，南勇当时列过一个名单，活跃在解说与娱乐界的退役球员里，有人名字被写上又划掉，原因往往是这些人不听话、嘴不严。只有申思，听话、本分、嘴严，这种性格投射到这次的事件中，倒也说得通。
人的命运往往如此，有人扛住了压力做出了正确选择，孙葆洁老师今年也参与了世界杯解说。当年孙老师承受了各种压力、威胁甚至收买，甚至有人专门去黑他，但他扛了下来，如今享受的荣誉与尊重，与当年的选择成正比。
至于有人说“我只打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我还不打”，试图用这种观点模糊事实，把打人行为说成敬业，这更是荒谬。
打人就是打人，打人不能等同于敬业，也不是因为责任心，更不是为了纠正动作，甚至不是受害者不听话、不敢反抗。打人，是因为在人身依附关系和复杂的人脉网络下，打人者在无形中拥有了像主人一样的权威。所有殴打学徒和学生的人，都自认为在经济利益和人脉上卡住了对方，不打是因为不敢，打则是因为能拿捏住对方。
申思身上有很多值得原谅的地方，比如他为青训投入巨大，又比如这几年不论挂着顾问还是股东身份，青训效果都不错，再比如当年他只是因为胆小老实才被南勇操控，在假球事件中的主观过错并不多。但就事论事，这些都不是他打人的理由，也不是他打人后能被原谅的理由。殴打弱小者的理由，就是因为你认为弱小者是你的鱼肉。
挨打是为了有一天能打人
网络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球员都是打出来的”。
类似这种虽不合法却合理的言论，大概分为三种腔调。第一种叫管理论，认为“中国球员全都是打出来的，不打就踢不出来”，意指处于青春期的球员很难服从教练管理，这时候教练必须树立权威，让孩子养成听教练话的习惯，不打就不听话，不好管理。
第二种是意志力论，“被教练打是意志上的考验，谁小时候在体校没被教练用皮带头抽过，只有经过这种肉体折磨，才能培养出意志力”。甚至有人把这当成一种传承精神，“不信去问，哪个球员不是打出来的”，还要科普皮带是卡扣结构，皮带头是金属的，重量超百克，砸在人身上一砸一个淤血，砸到头上轻则肿块，重则骨裂。
第三种是“打即是爱”，认为这是恨铁不成钢，“我自己的孩子我才会动手打”。
暂且不谈法律，先说打学生是一种怎样的心理需求。通过殴打他人制造心理威权，是一种强大的暗示，首先告诉你：我对你的人身拥有绝对控制权。被殴打者很多人因此患上心理疾患，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只是受害者发不出声音，即便发声，也难从法律上找到证据，甚至还会遭到嘲笑。
所有把“打是亲骂是爱”、“意志力是被打出来的”、“中国球员是被打出来的”挂在嘴边的人，是体罚体制下的幸存者和受益者，他们没得过精神疾患，因为他们不仅是受益者，还是传承者，通过转嫁自己受过的痛苦给别人，来获得快感。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痛苦当作幸福享受时，是因为他知道这份痛苦以后能带来利益，还能带给别人痛苦。俗话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以前做媳妇战战兢兢、动不动被打骂，现在轮到自己做了婆婆，先享受下权力再说。
长老理论下的孩童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婆婆理论”在今天的家庭伦理中已不复存在，那是农业时代女性缺乏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时的恶性循环，如今社会早已绝迹，但婆婆理论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参考明朝的科举制度，《明史》和吴晗先生的《明朝三百年》多有记载。明朝科举制度反人性，“考生要一动不动站着等候点名，不论春夏秋冬，冷时不敢跺脚缩手，热天连水都不能喝，更不能说话。要喝水名字上会被打红勾，考官觉得不尊重他，会降分。没有大小便自由，被虚报账目买下的连体竹凳质量极差，一人扭动，左右两侧一排的人都会觉得屁股在动。”（插一句，大家知道今天的高考生有多幸福了吧）。
一旦考上举人，报信差人拿短棍到新举人家，把大厅窗户打烂，叫“改换门庭”，同姓地主拜亲戚送上上千两银子自称门生，举人家中可免两个成年男丁的役，这是极大福利。明朝有人愿意拜官僚世家为奴，正是因为受不了过重役，中了举人，享受更多特权。
即使考不中举人，只是普通秀才，也有特权：见县官不跪，县令不能用刑，还能包揽诉讼、利用漏洞挣钱。比如与地主结成亲戚，地主也不交粮服役，背后是地主每年给秀才至少三百两银子。
这就是明朝科举中童生或秀才如此卑微的原因，那是为考上的特权。费正清先生在《乡村中国》提到“长老统治”，乡村生活中县令被称为“为人父母”，管理叫教化，一个小孩一小时内受到的干涉甚至比成人一年中的指责还多。
从这里，我们能理解管理论、意志论和打即是爱理论产生的原因。
禁足令下的监管缝隙
申思事件最诡异的地方在于，明明足协已经发出禁足令，申思却还能从事青训。虽然曝光他是以顾问身份挂职，但这家中标于2006年的公司，申思仍是股东，还是大股东。
答案很简单，2006年申思没收到禁令，当然可以注册公司。那么2016年后足协的禁足令，市场监管局为何容许申思继续以大股东存在？
原因很直接，市场监管局的注册黑名单写着：“限制行为能力人，一般为未满八岁或不能辨认行为的成年人；贪污等罪名入刑的未满五年刑满释放人员；破产和吊销营业执照未满年限人员；债务问题失信人；通缉犯”。
有人觉得有了足协禁足令，市监局一定不会让申思注册。错了，就算申思2017年出狱后新注册，市监局也会同意。首先足协禁足令不在市监局黑名单上，其次申思不属于“贪污以及破坏金融市场罪名入刑”的，因此可以自由注册。
上海足协对青训俱乐部有审核权，能否强行中止申思股东权？当然不能，这种侵犯财产权的权力，上海足协不具备。上海足协能审查的是教练资质是否合格、场地是否安全规范、是否有体罚行为。
现在要谈最根本的问题。申思若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和训练，目前可以，将来也可以。但体罚事件一旦坐实，他就很难在任何队伍中以顾问身份带队，因为现在约束他的不是禁足令，是体罚被证实。
禁足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理论上依然很难阻止申思以顾问身份参与管理，但就现状而言，申思只要参与任何足球项目，成功的可能性都不高，即便不用禁足令，也会有其他方法。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件事最吊诡之处，就在上面这段话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