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亚洲那些事儿》系列。今天咱们接着聊汉武帝。

很多人不解,汉武帝为何非要耗尽国力去硬碰匈奴,而不肯延续祖辈的和亲老路?还有一个主张求和的儒生,怎么就被发配到边境,仅仅一个月后便身首异处?要理清这段血腥往事,得先看清汉匈之间那场避无可避的生死较量。

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帝驳回了桑弘羊等人在西域轮台屯兵的提议,同时明确汉王朝当下的头等大事是禁止苛政暴行、停止擅自征税、致力农业根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

放在当时的语境下看,这份诏书的出台,既是汉武帝在对外战略上的收缩,也是对国内因长年征战而积弊深重的民生问题做出的妥协。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汉武帝及时颁布轮台诏,让汉王朝免去了重蹈秦朝覆辙的风险。

但无论汉武帝时期的战争给民生造成了多大创伤,有一点无法否认:汉匈战争以及当时汉王朝的所有对外战争,都是必须的,甚至是必然的。事实上,假如汉武帝没有向四方出击,仅守着汉朝初年打下的江山,那后果才是最糟糕的。

在那个民族激烈碰撞的时代,唯一的规则就是你进我退。让出一点利益,换来的往往只是敌人的得寸进尺。受时空环境限制,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不像后世宋辽那样还能坐下来好好说话。

秦始皇在军事上一统六国后,又在文字、度量衡的统一上发力。这对秦朝而言,是为了稳固万世统治;但对华夏民族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整合。

受制于各种历史原因,秦王朝虽然开启了这项伟大工程,却没来得及最终完成。直到汉朝建立,历经七国之乱、推恩令等一系列博弈,这项工程才在汉武帝时期基本完工。

“汉族”之所以得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朝时期,我们完成了民族内部的整合。伴随着华夏民族内部整合完毕,汉王朝成为了一个内部空前团结的大一统帝国。

但巧合的是,在汉王朝北边,一个叫匈奴的游牧民族,也正在这段时期完成了对草原的整合。按司马迁记载,匈奴人是夏后氏的后裔,也就是中原夏朝的后人,这说法是否可信暂且不论。

不管匈奴人从哪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太安分待在草原。众所周知,受地理环境制约,古代草原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这既造就了游牧民族彪悍的民风,也让南下中原成了他们的世代梦想。

早在秦朝初建时,匈奴人就南下河套,势力范围逼近关中边缘。秦始皇自然不能忍,于是秦将蒙恬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即秦朝一统六国后的第六年,一举击溃匈奴,收复河套地区。

与此同时,为防止胡人南下,秦始皇将原先燕赵长城连接起来,在河套一带新筑县城四十四座。但随着秦王朝崩溃,河套地区再次落入匈奴手中。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秦朝崩溃时,匈奴尚未整合整个草原,实力不足以支撑对中原的全面战争。即便到了汉朝初年,匈奴人也绝无实力全面南侵。

要知道,当时汉朝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也就战国末期秦国那般大小,连白登之战都未能吃下刘邦。也就是说,汉匈之间从刘邦时代开始实行和亲政策,虽有汉王朝的无奈,也有匈奴人的妥协。

对当时的汉王朝而言,急需做的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解决诸侯王问题;而对匈奴人来说,其实力尚不足以入主中原,必须向草原深处谋发展。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局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正如前文所述,此时的汉王朝在七国之乱、推恩令等一系列内部博弈后,形成了一个内部空前团结的大一统王朝。但在此之前,匈奴人已驱逐大月氏、占据河西走廊,并完全整合了大草原,势力已紧紧贴在汉王朝心脏之上。

汉文帝时期,匈奴开始试探性南下。公元前一六六年,十四万匈奴军袭破萧关,前锋距长安城仅二百里。

虽汉军最终击退匈奴,自身也损失惨重。六年后,匈奴军臣单于拒绝汉朝和亲之约,洗劫上郡、云中郡。

汉景帝时期,匈奴又与关东诸侯勾连,支持他们对抗汉朝朝廷的削藩举措。两个刚刚完成整合的大民族,已到大决战的时刻。

若汉王朝无法击败匈奴,对方极有可能夺取关中、攻占河北,提前上演西晋灭亡的惨剧。西晋统一三国后,御史郭钦上书晋武帝称,戎狄已处于长城以南,只需数日便能杀到洛阳,应将其赶走。

结果遭到晋武帝断然拒绝。数年后,江统献上《徙戎论》,重述郭钦观点,又遭时人反对。

结果仅仅十年后,匈奴人借着八王之乱的机会攻破洛阳城,当初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皆成了匈奴人的刀下亡魂。所以说,汉匈战争及当时汉王朝的所有对外战争,均是必须的,甚至是必然的。

汉武帝即位后,先派张骞寻找大月氏,企图建立对匈奴的战略夹击。虽这一企图未实现,但张骞歪打正着地凿空了河西走廊和西域,汉匈战争迅速转变成一场既击溃匈奴又开疆拓土的全面战争。

首先,汉军西出河西、东出朝鲜,于公元前一〇八年消灭卫满朝鲜,建立乐浪等四郡;公元前一〇六年,又在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的基础上,建立凉州刺史部,下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在进行军事开疆的同时,汉武帝大规模采取移民手段,充实河西走廊及其他新控地区。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曾向陇西、北地、西河等地迁徙人口,每次均达七十余万;仅以张掖郡为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张掖郡在汉平帝时期人口就达到了九万之多。

众所周知,人口是占据土地的最好手段。正是得益于汉武帝的徙民政策,河西走廊才能长期保留在中原王朝控制之下,为关中地区遮风挡雨,更使得汉王朝及后世前出西域,将版图扩展到帕米尔高原成为可能。

其次,汉军在草原上的数次大战,既让匈奴人锋芒尽失,也让华夏民族在内部整合后的第一场对外全面战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对促进中原地区的进一步凝结,有着极其微妙且深远的作用。

从此以后,华夏民族彻底凝结为一,“汉”也成为了这个民族永远的名字。总的来说,汉匈战争是在华夏民族搏腾之后的一场对外全面战争。

它既有保卫自身的内因,也有匈奴人整合草原后企图南下的外部威胁。它的发生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绝不是和亲或隐忍就能避免的。

而最令人庆幸的是,此时的汉王朝已步入鼎盛,且有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用超然的战略目光,为后世披荆斩棘,开拓出一条史无前例的进取之路。

正如河西走廊上张掖的命名一般——“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正因如此,才有了公元前一三三年朝堂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争论。

当匈奴使者再次请求和亲,儒生狄山搬出高祖白登之围、吕后隐忍、文景送公主换太平的旧账,得出的结论无非是祖宗都忍了,后人接着忍。他忘了一个基本常识:投降换不来尊重,赔款买不到安全。

草原经济的脆弱决定了匈奴南侵的根本逻辑不是贪婪而是生存,只要北方来了寒潮,匈奴的马蹄就一定会踏过长城,公主与丝绸拦不住任何一场雪灾。御史张汤当即回敬“此愚儒,无知”,指出文景两代忍辱负重、攒钱攒粮攒马,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把匈奴打疼。

狄山理屈,转而攻击张汤“诈忠”,试图用道德高地压人。汉武帝没有在道理上与他纠缠,只是换了一个赛道,问他能否守住一个郡、一个县、一个乡。

狄山被逼到墙角,硬着头皮应下守乡的差事。一个月后,《史记》记下了六个字——“匈奴斩山头而去”。

朝堂上的雄辩家,到了真刀真枪的边境,连逃命的本事都没有。此后群臣震慑,再无人敢在汉武帝面前提和亲二字。

狄山死得毫无价值,却死得极有意义:从白登之围到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中间隔了整整七十年,他想用一张嘴省掉这七十年,最终用自己的命补了课。历史从来不同情空谈者,它只奖励那些愿意把手弄脏的人。

对待饿狼,最好的办法不是喂它肉,而是让自己变成猎人;嘴上说一千遍和平,不如刀鞘上多磨两下。

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