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壁画里,“三兔共耳”这组形象已流传千载。三只兔子共用双耳,首尾相衔、循环追逐,构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视觉符号。这一图案并未局限于东方,它在巴基斯坦的赤陶浮雕上可见踪影,在叙利亚的多色陶瓷中绽放,甚至出现在欧洲教堂的彩绘玻璃及西方现代建筑立面之上。
“三兔共耳”究竟因何而生?又承载了怎样的精神寄托?为何能跨越地域与文化壁垒,在中外引发广泛共鸣?针对这些疑问,曾任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的赵燕林接受了“东西问”独家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摘要。
记者:目前敦煌莫高窟内保留了多少处“三兔共耳”壁画?它们的形态与纹饰存在哪些差异?
赵燕林:“三兔共耳”作为一种装饰母题,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大陆分布广泛。经考证,现存年代最早的实例确实位于敦煌莫高窟。从时间轴上看,该纹样萌芽于隋初,在初唐及中晚唐时期达到流行高峰,直至五代时期逐渐消失。
统计显示,莫高窟共有20个洞窟绘制了此类图案。具体而言,17幅位于藻井中心,4幅用于天宫栏墙装饰,另有1幅绘于藻井垂帐纹,合计出现22处。其中,隋代洞窟的数量最多,共计9幅。
纵观整体演变,隋代初期的技法略显稚嫩,至中晚期则趋于成熟华丽。第407窟的藻井图案被视为该类纹样的典范,也是大众最为熟悉的一幅。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该图案主体呈圆形布局,三只兔子以等边三角形均匀排列,两两共用一只耳朵,形成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旋转动态。这种首尾相接的设计不仅动感强烈,且造型优美。早期作品中的兔子多以白色呈现,到了唐代,黑色、灰褐色等色调开始增多。
赵燕林: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三”具有特殊地位。《道德经》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只兔子的循环往复,隐喻着生命的繁衍不息。“三”也与佛教涅槃思想相契合,象征着“前世”“今生”与“来世”,蕴含着轮回与循环的哲理。
此外,古人赋予“兔”丰富的象征意义。西晋张华在《博物志·物性》中记载:“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亦言:“俗曰:兔无雄,望月而生也。”古人误以为世间兔子皆为雌性,唯有月中玉兔为雄性。加之兔子极强的繁殖力,使其自古便成为多子多福的吉祥物。西晋傅玄《拟天问》提到:“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并指出“月为阴水,白兔之形”。在古人认知中,月亮属“阴水”,亦是白兔化身,《隋书·天文志》称:“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因此,藻井中的兔子形象还兼具“月神”与“阴水”的含义,暗含“以水克火”的风水延展之意。
汉魏以来,图谶瑞应思想盛行,向朝廷进献祥瑞成为传统。白鹿、白兔等罕见生物被视为吉祥征兆。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后,隋初人口锐减,民众对多子多福、生生不息有着朴素渴望。藻井作为莫高窟洞窟的核心位置,将“三兔共耳”置于正中,寄托了功德主们的美好愿景。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赵燕林:研究表明,“三兔共耳”与中国古代传统纹样渊源深厚。例如新石器时代彩陶和玉器上的类似装饰,春秋战国时期铜敦盖及漆器上的三兽纹,以及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画像石上的三鱼共首纹等,都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创作手法源于中国传统的“共生”理念,即把两个或多个相同造型元素的共用部分重叠融合,在构成新图形的同时,保持单体结构的完整。中国历代纹样中不乏此类作品,其内涵多指向生命繁衍与祈福。
这种“共生”手法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宇宙观。古人重视天文星象崇拜,“三兔共耳”隐约可见秦汉以来“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的影子——由中心三个圆外切三个正方形构成的叠涩架构,体现了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莫高窟第305窟“三兔共耳”藻井图案及其“三圆三方宇宙模型”结构示意图 。敦煌研究院供图
记者:“三兔共耳”的传播路径是否已有定论?它为何能在西方社会获得认同?
赵燕林: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与商贸重镇,汇聚了世界四大文明与三大宗教,民族与文化的交融是其显著特征。现存最早的“三兔共耳”图案正诞生于此。
学界普遍观点认为,该图案自中国向东向西传播,根植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部分学者推测其源自中原,随蒙古帝国西征,经由丝绸之路分赴蒙古国、印度及中亚各地,进而从中亚、西亚延伸至埃及及欧洲各国。亦有观点认为,战争将其带向了西方。
至于确切起源及西传动因,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许多民族都有月中有兔子的传说。
随着时间推移,“三兔共耳”现身于伊斯兰圆章模印玻璃、阿富汗金属盘、伊朗托盘、科威特瓷砖画、德国教堂钟表及英国教堂玻璃窗上,融入当地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沿用至今。
巴基斯坦斯瓦特赛杜沙里夫遗址“三兔共耳”浮雕(9—11世纪)。采自《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受访者供图
对于西方民众而言,该图案意味着什么?一些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调查,甚至有团队出版《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等研究文集。他们认为这幅图蕴含神秘力量,能激发无限遐想与吉祥寓意。由此可见,无论中西,人们对艺术魅力的认同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是相通的。
专家简介:
赵燕林,甘肃甘谷人。现任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曾在《敦煌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艺术设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3部。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及石窟艺术,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日本《比较民俗研究》等刊物发表“三兔共耳”相关论文5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等课题4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冷门绝学团队项目等多项课题。
【编辑:刘阳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