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笑笑的博士论文《莫言小说文体研究》是否存在抄袭嫌疑？这事儿还得让时间慢慢沉淀，真相总会浮出水面。
笔者顺手找来这本书翻了一通。最大的观感是：内容里鲜见作者个人的独到发现，倒像是各种引文的机械拼凑。
按理说，作为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对父亲的写作过程本该最熟悉，“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多少该有些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但她在论文中却刻意回避了莫言真正的写作秘密，未能提供揭示其文学真相的有效阐述。
这现象颇为蹊跷。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反过来讲知父亦当莫若子。虽不能保证“文二代”的分析百分之百准确，但比起外人，总该更有几分可靠吧。
管笑笑的论文却颠覆了这一常识。
这样的论文，意义何在？
写这篇关于父亲文学的论文时，作者似乎权衡了两点：一是父亲真实的创作动机与秘境；二是指导老师的学术框架。
她是选择站在父亲这边，揭开真正的写作秘密？还是依附导师这棵大树，引用既定结论以获认可，从而顺利拿到毕业门票？
显然，她选了后者。她将导师的定调作为论文基调，不愿直面近在咫尺的父亲，不去收集那些生活中点滴的记忆碎片，去拼凑一张真实的莫言写作地图。
在《莫言小说文体研究》中，谈及创作来源，作者沿用了通行的说法：
——20世纪80年代，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进入莫言的阅读视野。这两位作家唤醒了莫言的文学潜力，将其珍贵的故乡回忆与文学创作连接起来。莫言由此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叙事根据地“高密东北乡”。——
但在写下这段定论时，作者不得不面对莫言本人的自辩：
——实际情况是，莫言直到写完《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百年孤独》。在《与王尧长谈》中，莫言表示：“假如动笔前看到《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模样或许不同。”作家受何种影响往往身不由己。20世纪80年代，大量欧美及拉美文学被译介至中国。作为8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人，莫言必然受到这批集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直到文末，管笑笑也未将这两处针锋相对的信息缝合，任由它们在论文中各自为政，互不干涉。
那么，她自己的立场与判断在哪里？
最终，她采取了存疑笔法，将两种矛盾观点并列摆放，以此交差。
事实上，管笑笑拥有得天独厚的权利——直接向父亲莫言请教：他究竟受到了哪些世界级名家的影响。
但她放弃了这一权利。
而莫言早已在各种演讲、访谈、随记乃至小说文本中交代，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他影响巨大。
莫言曾坦言：“我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其实是俄国文学。幼时从大哥中学课本读到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后又读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当然还有那时中国青年皆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最爱俄国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对我的写作影响深远。”[引自 韩小蕙作《花城年选系列 2020中国散文年选》 ：中国文学在苏俄，萨沙（俄）。]
莫言的小说中，常直接借用《静静的顿河》的语境与情境。例如在《弃婴》中写道：“金色的葵花地，是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幽会的地方，是一片引人发痴的风流温暖的乐园。”
在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莫言多次提及《静静的顿河》，几乎每当展开联想，脑海中便会浮现书中的人物与事件：
——见到俄罗斯女人，莫言立刻想到：“我想到了《静静的顿河》里的婀克西妮娅——只有乳沟里能藏狗的女人中才能产生婀克西妮娅，也只有婀克西妮娅的后裔们才能在乳沟里藏狗啊！”
——提及马，莫言即刻联想到：“我当时想起了《静静的顿河》，想起肖洛霍夫对马的精彩描写。他写到婀克西妮娅临死前骑的那匹马有个坏习惯：喜欢低头啃骑马人的膝盖。这匹马多么有性格呀。”
——说到故乡，莫言举例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里的顿河就是那条哺育了哥萨克的草原也哺育了他的顿河，所以他才能吟唱出‘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那样悲怆苍凉的歌谣。”
——置身俄罗斯草原，莫言联想道：“我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婀克西妮娅……想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割草的夜晚，葛里高利和婀克西妮娅割草的夜晚。……”
——再次感叹故乡，莫言道：“所以故乡便成为一种寄托，便成为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的避难所。肖洛霍夫和福克纳更彻底，他们干脆搬回到故乡去居住了。”
笔者在知网检索到一篇硕士论文：《静静的顿河》和《红高粱家族》的比较，作者暨南大学蔡珍，发布时间为2014-06-30。
该文分析了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导言中提到：
“甚至还有个别学者公开声称莫言的作品存在着抄袭之嫌，认为莫言的名作《红高粱家族》里面的情节，完全是《静静的顿河》的缩写版。”
此判断源自笔者2011年发表的《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揭密莫言的抄袭内幕》，原文如下：
——特别强调的是，莫言的绝大多数小说的主题，竟然都是从肖洛霍夫那儿移植来或者说是抄袭来的。就像莫言一炮打响的《红高粱》，里面的情节，完全就是《静静的顿河》的缩写版。——
可见，连莫言身边的无关人士都能从其文本中捕捉到创作源头，而他的女儿却毫无察觉，岂非怪事？
因此，一个清晰的判断是：在构思、人物设置及意象营造上，莫言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静静的顿河》，这才是接近其文学创作规律的事实与真相。
但在管笑笑的论文中，看不到此类结论。全文仅一处提及《静静的顿河》：
——不可否认，莫言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在其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多位外国作家的启迪。例如，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中儿童叙事视角以及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现实主义手法，大江健三郎“边缘写作”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等。限于笔力，笔者就不一一展开，留待今后深入研究。——
管笑笑对莫言真正的学舌来源《静静的顿河》视而不见，着实令人哑然失笑。
倒是管笑笑的大伯管谟贤所著《大哥说莫言》（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附录的年谱中，记载着在莫言发表《红高粱》的1986年，有这样一条记录：“莫言读《静静的顿河》”。
莫言不可能迟至1986年才首次阅读此书，更可能是那一年他重新认真研读。之所以再次翻开这部小说，是因为从《红高粱》起，他必须跳出此前以个人“性苦闷、婚姻苦痛、生女怨艾”为核心的人生三痛抒写，转而展开社会、历史与家乡叙事。这些叙事需要自己的情感基调与生命成色，这是个人体验无法提供的。
《静静的顿河》中的人物经历与情感波动，恰好满足了莫言构建中国文本的基本需求。书中多角、不伦且炽烈的爱情基调，成为莫言构造小说爱情框架的基本模板。
撇开这些不谈，管笑笑的论文能提供真实的莫言创作秘辛吗？
显然不能。她的论文犹如当年牛顿发现苹果落地后，写篇论文解释说是“上帝之手”在操控。这种论述离物理真实十万八千里，既无实事求是的价值，也无茅塞顿开的启迪效应。
进而深层联想，这类文学研究论文究竟有何意义？能创造什么效益与价值？
当下高校文科类学科调整中，许多项目招不到学生，这或许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良好预期。那些无法推动社会发展、不能服务民生福祉，只说着正确废话、充斥着误导读者的伪信息与假判断的文科研究论文，理应去往它们该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