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曾描绘这样一种境界：“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语言显得苍白无力时，音乐便成了最自然的出口，它具备穿透话语与经验的巨大能量。孔子在聆听《韶》乐后发出由衷赞叹：“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而在遥远的西方，古希腊语里的“音乐”指向缪斯的艺术，特指配乐舞蹈与诗歌的结合。《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将音乐视为神赐与天启，“所有生长于大地的凡人都对歌人无比尊重，深怀敬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认同音乐拥有震撼思想、触动情感、净化心灵的力量。那么，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作为核心情感载体和艺术形式的音乐，如何在中西方文明交汇的过程中实现交流、融合与互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蒙特利尔学院马克·海吉勒教授所著、北京大学毕明辉教授翻译的《走向全球音乐史》，正是对此展开深入探讨的著作。
《走向全球音乐史》，[美]马克·海吉勒 著，毕明辉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
“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
音乐起源何处？这一谜题至今尚无定论。古老的神话传说与重要典籍提供了多种线索：有人认为音乐源于对自然的模仿，“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有人认为是情感的宣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还有人主张音乐来自劳动，“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尽管说法众多，但有一点已成共识：自文明萌芽之初，音乐便已存在。正如书中所言，“人类从来就不曾停止唱歌、跳舞、作曲和演奏”，音乐的发展轨迹与人类社会紧密交织。可以说，所谓“走向全球”的音乐史，本质上也是一部“来自全球”的音乐发展史。
正因如此，音乐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与传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是哲学的具象化表达。“乐者，天地之和也”，东方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理念在音符间得以呈现。毕达哥拉斯曾说：“音乐是最高形式的哲学。”当我们沉浸于旋律之中，实则是在聆听宏大的哲学世界。此外，音乐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教育能培养“对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因为“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音乐具有涵养美德、净化灵魂的作用。同时，其社会意义不容小觑。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在诉说当下的时代精神。透过音乐，社会、历史、文化与实践奇迹般地交汇。作者强调：“理论、实践、感性和哲学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自古就已成为检验人类音乐选择的共同标准。这一特点跨越时空，通过音乐在宗教、劳作、娱乐和审美等多重语境下的功能而增强，纵观欧亚大陆诸多文化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这一点更加明显。”人类从未停止在歌唱、舞蹈、创作中汲取智慧并传承文明。
“飞天”演奏早期琵琶图（克孜尔石窟壁画）
伴随人类社会的演进及不同文明的持续汇合，音乐的影响力愈发显著。我们或许无法听懂异文化的语言，却能迅速感知其他文化的音符与旋律。从不同的乐曲中，我们能体悟到同样的阴晴圆缺、起承转合、眷恋不舍以及岁月永恒。正是这种情感上的共通性，促使各民族渴望跨越山海阻隔，寻找让生命不再孤独的文化回音。
走向世界的音乐：三次重大交汇
由此催生了音乐史上的三次重大交汇。第一次交汇随丝绸之路兴起而至，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900年。这是东西方互相眺望的历史阶段。在西方，希腊衰落之后，罗马帝国逐渐崛起。罗马人全盘接收了希腊文化，希腊的音乐传统也“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罗马继承”。这使得希腊传统得以延续壮大，并与其它文明保持密切互动。与此同时，在中国，历经周朝礼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及秦汉大一统，音乐文化已相当发达。音乐成为“道法自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均受重视；“五度音程”得以确立，笙、笛、响板、琴、瑟等传统乐器相继出现。彼时，两大文明中心——罗马与中国，均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音乐艺术体系。文明的相遇只是时间问题。公元前139年、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丝路音乐引入中原。《晋书·乐志》记载：“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据此改编为“乘舆”，用作鼓舞士气的军乐，“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西域与中原的交流有力推动了中国音乐的繁荣，“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胡笳、箜篌、胡角、羌笛等西域乐器陆续传入，细腻地融入本土文化脉络。关山大漠间，驼铃阵阵，丝路沿线的驿站、州府与民族奏响了共鸣之声。东西方音乐文化首次大规模汇合。
第二次交汇发生在公元700年到公元1500年之间，即传统所称的“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实际上，正是这一时期多元文明的交融，塑造了今日的欧洲文化。作者指出，第二次重大文化交汇“本质上是在向西运动的力量推动下形成的”，“这一力量从中亚一路进发至地中海东部、北非和伊比利亚，在形成种种深广的文化联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抵达欧洲，并在欧洲形成新的交汇”。阿拉伯、非洲及亚洲音乐在韵律、节奏、曲式等方面共同影响了西欧音乐的诞生与成熟。这是音乐乃至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不仅促进了音乐融通，更为当今全球音乐格局奠定基础。
来自《阿兹卡提特兰手抄本》，约1550年，显示了阿兹特克人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木鼓和乌艾乌艾特尔皮鼓。
第三次交汇始于哥伦布航海之后，时间大约在1500年到1920年，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时代”。在新大陆，欧洲、非洲与原住民音乐交汇融合，成果丰硕。欧洲带来了独特的演唱演奏风格、宏大曲式结构、调式与复调音乐，旨在发挥“教化”作用；非洲音乐擅长以精微方式处理节奏，形成绵延流转的律动；美洲原住民打击乐器丰富，音乐以单声旋律为主，蕴含深刻文化内涵。多种艺术形式汇流共生，逐渐衍生出古巴颂乐、墨西哥颂乐等体裁，演化出现代马林巴、美洲吉他等乐器，构筑出崭新丰富的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音乐史中华丽篇章。“发生在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音乐融合现象及其所达到的高度系全球音乐史前所未见，这无疑是大西洋文化的汇聚和新世界农业、技术、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全球音乐史：新的概念范式
进入20世纪，随着技术、商业、交通蓬勃发展，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程度，音乐全球化进程加速。“美国的非洲-欧洲音乐基因最终超越了各自母胚，演化为一个能量巨大且异彩纷呈的复合体”。多种文化脉流在美国汇聚，催生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音乐风格。蓝调形成最早，是融合先驱，以“扎根于美国南方沃土的个人情感”为基调，被视为美国标志及流行音乐基础。爵士乐诞生于新奥尔良，融合欧洲与非洲音乐，以即兴创作、“摇摆”节奏、复杂和声及旋律为特色，独具艺术魅力。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蓝调、乡村音乐、南方音乐逐渐汇流为摇滚乐。多元文化的融合使摇滚乐成为跨文化表达的经典范式，风靡全球，涌现出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林肯公园等世界级乐团。流行音乐的持续转型，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不断融合、美国本土文化的持续生长，以及“全球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性”。20世纪60年代以后，嘻哈、说唱及南亚邦戈拉音乐等新形态获得阐发，广受欢迎。2000年，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创办“丝绸之路音乐计划”，丝绸之路合奏团由此成立。乐团成员来自中国、美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国，演奏融合了笙、琵琶、二胡、班卓琴、塔布拉鼓等多种民族乐器。当动人旋律响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神奇汇流。此类鲜活故事正在全球持续书写。
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为音乐全球化注入强劲动力。新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首先改变聆听习惯，继而重塑生产方式与创作风格，并激发新美学思想。“技术已经成为人类音乐表演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观众期待着与音乐家面对面地互动，在更为个人化的情景下，体会超真实感。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流行音乐演出中，现场演唱者通常会与预先录制好的音乐做混合呈现。”技术的深度参与成就了多样呈现：“采样”赋予音乐历史感与现场感；嘻哈与说唱是技术媒介化程度最高的形式；回响音乐源于对现有曲目大量混音；陷阱音乐由合成打击乐与持续弦乐线条混合而成；故障嘻哈以电子脉冲特效为特点；“未来贝斯”是以合成器主导的电子音乐，情感细腻，旋律清新……技术不仅是音乐生产传播的重要载体，更重新塑造创作构想，成为音乐美学的重要内容。这是独属于20世纪的音乐文化。
美国内战士兵和黑人乐手
综上所述，新世纪曙光带来音乐新范式：全球音乐史——这是一种“随着当代全球迅猛变化、人类音乐文化持续转型而产生的新概念范式”。在全球交流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原本属于单一民族或文化的音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为崭新形态。流行音乐发展、各族群音乐家成功、艺术音乐与商业音乐交汇，生动展现新时期音乐与多元文化构成的旖旎织锦。同时，新音乐技术对音乐定位、风格发展及美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跟随作者跨越时空遨游音乐史，我们会发现音乐早已陪伴无数代人，浸润至每种文化肌理，助力许多民族沟通与交流。这既是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创作、谱曲、歌唱，也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聆听、欣赏、应和。全球音乐的发展、演变、传承、流转，最终指向更宏大的人类学命题：音乐从何而来？人类从何而来？苍远悠然的古琴、一清如水的竖琴、激昂洪亮的号角、悠扬婉转的风笛、叮叮咚咚的琵琶，如何陪伴人类穿越时间洪流，又将世界带往何方？或许，李叔同先生的诗句便是美好答语：“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