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巴特
2016年1月，我在北京接到消息，得知巴特（Fredrik Barth）在奥斯陆离世。其实早就听说他年迈体弱，真听到这则新闻时，心里并未涌起剧烈的悲痛，反倒觉得，这似乎标志着一个人类学时代的终结。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那条走廊，那时我们偶遇，他总是带着真诚的笑容点头致意。巴特身形高大，常年西装革履，仪表端庄严肃。可一旦深入交往，你会发现他极其谦和；但若一谈到学术，他又变得一丝不苟、严谨至极。这种反差，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古人形容君子的话：“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作为挪威当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巴特的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几乎等同于“族群研究”。这主要归功于他主编的那本轰动一时的《族群及其边界》（1969）。但在人类学专业领域内，他的分量远不止于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推动学科范式从静态结构转向动态过程的关键推手。可以说，巴特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类学研究标杆。
因缘际会，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有幸与他有过几次交集。如今斯人已逝，转眼已是十周年。谨以此文，寄托哀思。
相处的日子
2008年初，我离开北京大学，前往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巴特长期担任美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这一年他从波士顿大学返回，算是真正回到了故土。他偶尔会来系里参加研讨会。因为并非每日现身，系里并未因他的资历给他配备独立办公室，而是安排他与一位教师合用，以节省空间。相比之下，像我们这样每天需要查阅文献、撰写论文的博士生，系里倒是给予了充分考量，分配了独立的办公空间。
奥斯陆大学一角
人类学系坐落在布林登校区的社会科学大楼六楼。我和巴特的办公室恰在同一层，楼道里的相遇便成了常态。尽管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巴特从未无视我的存在，总是微笑着点头回应。惭愧的是，当时我尚未认真研读这位教科书级人物的著作，不敢贸然上前打扰，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匆匆走过。
系里有两种研讨会：非正式的午餐研讨和正式的系所研讨。前者由博士生或教师分享正在进行的课题，交流心得与困惑，听取同行建议；后者则邀请欧美其他高校的人类学家，介绍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若话题合意，巴特便会前来静坐聆听，偶尔抛出几个问题。
开学不久，一位挪华混血的硕士生提醒我，巴特将在距离学校仅一站地铁的音乐厅举办关于塔利班的公开讲座。当我们赶到时，场内早已座无虚席，连楼道都挤满了听众。上世纪五十年代，巴特曾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也就是后来塔利班活跃的区域——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七八十年代，他频繁亮相挪威电视台，从人类学视角解读公共议题。公众自然想听听这位传奇学者对塔利班的看法。主持人简要介绍后，巴特坐在舞台中央，娓娓道来。他指出，像北约那样企图通过扶持代理人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策略是不明智的。因为当地政治组织形态流动多变，外部势力试图扶植某一派系以实现统治时，其他派系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巴特著《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
在基于博士论文改编的《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1965）中，巴特剖析了当地政治与宗教头人如何策略性地运用文化资源，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催生新的社会结构。他将这一发现概括为“生成性模式”。此书直接挑战了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关于非洲努尔人“分支世系制度”的经典理论。埃文斯-普氏认为，面对外部力量丙的介入，内部甲乙会联合对抗；一旦外力消退，内部即刻恢复争斗。巴特则指出，社会结构并非总是团结整合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内部甲会主动引入外部丙来对抗同属一群体的乙。对他而言，关键不在于研究静态的社会规则，而在于考察人物的行动策略与社会变迁。2008年，巴特还曾出版一本挪威语小书，专门讨论塔利班问题。
巴特的夫人尤尼·威肯（Unni Wikan）同样是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2008年6月，夫妇俩联手卑尔根大学的卡培弗勒（Bruce Kapferer）及曼彻斯特大学的哈维（Penelope Harvey），为博士生开设了一门名为“人类学新理论”的短期课程。这几位皆是欧美人类学界的名家。巴特自不必提；威肯深耕性别研究，是挪威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卡培弗勒略年轻于巴特，以研究国族主义与宗教文化关系著称；哈维则侧重从人类学角度审视公共设施。如此特殊的师资阵容，吸引了丹麦和英国的博士生也赶来旁听。
巴特与威肯夫妇
几位导师推荐书目，要求我们课前阅读，课上集中讨论。此外，还需提交博士论文大纲，陈述研究困境，听取建议。必读的四部著作涵盖理论总结与民族志专著：伊文斯（T. M. S. Evens）和汉德曼（Don Handelman）主编的《曼城学派》（2006）；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和古德（Byron Good）主编的《同事眼中的格尔兹》（2005）；诺克（Margaret Lock）对比日美器官移植的《二度死亡》（2001）；罗安清（Anna Tsing）探讨印尼行政官员、环保主义者与森林原住民关系的《摩擦》（2004）。
课程在人类学系拐角的专用研讨室进行。师生围坐一圈，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见不远处郁郁葱葱的森林。巴特强调从英国老师那里学到的精细田野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格尔兹的理论根基在于哲学和文学评论，而非田野实践。显然，他对格尔兹借用其他学科理论来解释田野材料的做法持保留意见。威肯打趣道，这是因为格尔兹名气更大，暗示巴特心生嫉妒。不过她也补充说，巴厘当地人曾告诉她，格尔兹其实很害羞，做田野交谈时总用手遮住脸。
巴特坚持认为，人类学研究应从田野中发现的丰富事实出发提炼理论，而非用既定理论稀释这种丰富性。他对格尔兹的批评并非空谈。1985年至1992年间，巴特夫妇曾前往格尔兹研究“斗鸡”的巴厘岛进行田野调查，分别写出了《管束躁动之心》（1990）和《巴厘诸世界》（1994）。他们认为，格尔兹将复杂的巴厘世界简化为静态、精美的公共文本。威肯主要从个人心理路径展开批评，巴特则从他七十年代便开始探索的知识人类学入手。在他笔下，巴厘岛交织着古老民间传统、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及现代西方文明。他将人物行动、知识流动与社会组织相结合，呈现出一个立体而丰富的多重文明世界。
巴特参与撰写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
谈及曼彻斯特学派开创者格拉克曼时，巴特认为其田野调查不够扎实，许多资料源自殖民行政官员。卡培弗勒曾是格拉克曼的学生，听闻此评却未置一词。他在巴特创建的卑尔根大学人类学系任职，想必得到了巴特的支持。可见师承差异并未阻碍他们互相欣赏学术成就。巴特的博士导师利奇（Edmund Leach）与格拉克曼是学术对手，争论激烈。虽然格拉克曼的研究源于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强调社会团结的结构功能主义，利奇的研究源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强调个体生物和心理需要的功能主义，但两人在探讨社会冲突与过程方面确有相似之处。1966年，美国人类学学会邀请格拉克曼和巴特做主旨发言。据说格拉克曼十分紧张，担心被这位学术新星抢尽风头。结果证明，巴特的演讲反响更佳。
不同于不少欧美学者连环炮式的发言风格，巴特语调温和，立场鲜明。他既不会因对方是名家而盲目吹捧，也不会因对方是新人而视而不见。一位系内教授曾告诉我，在她临近毕业时，评审委员会否决了其博士论文选题，是巴特动用学术影响力大力支持，力证该研究的价值，她才顺利获得学位。
课堂间隙，我告知巴特，他的斯瓦特巴坦人专著已译成中文。他询问翻译质量如何，当我回答不错时，他露出标志性的微笑，点头表示满意。作为学者，他关心的只是译作是否准确传达了原意。
巴特腿部患有严重关节炎，行动不便，渐渐不再去系里。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给学生正式授课。后来，因病重无法居家，他不得不入住养老院。此后，我便再未在楼道里遇到过他。
治学之道
与通常的阅读体验不同，我是先认识了巴特这个人，才慢慢深入了解他的学问。
巴特1928年出生，父亲是地质学家，母亲是有艺术爱好的家庭主妇。1946年，父亲赴芝加哥大学任访问教授，巴特随之前往攻读人类学硕士。他的老师包括提出“大小传统理论”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同学包括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49年硕士毕业后，巴特回到挪威，在奥斯陆大学读博。当时北欧大学主导的是德奥传统的民族学，侧重物质文化的收集整理。巴特倾心于英国式社会人类学，基于库尔德地区的田野材料完成论文。然而挪威无人能审查该论文，学术委员会遂将其寄往英国外审。埃文斯-普理查德作为外审专家，给出的意见是田野调查时间不足。我想，除了上述原因，或许是因为前者强调人物行动的研究框架与后者强调社会结构的路径并不吻合。
巴特遭遇了人生第一次危机。试想，若自己千辛万苦完成的博士论文未能通过答辩，恐怕会万念俱灰。两年后，福柯在邻近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也有类似遭遇。
但巴特未被击倒。彼时他才二十五岁，正值青春。他将目光投向英国，打算追随心中最佳人类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弗斯（Raymond Firth）读博。弗斯即将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无暇指导，但建议他跟随自己的学生利奇学习。利奇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调至剑桥大学，巴特就这样来到了剑桥。初次见面，巴特没用几分钟就“爱上”了这位导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弗斯提出基于人物行动的动态“社会组织”概念，以区别于学界之前的静态结构观。利奇在名著《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1954）中，探讨了平原与山地人群互动展开的政治过程。这些理论深刻影响了巴特后来的研究。
巴特著《巴厘诸世界》（1993）
1957年，巴特取得博士学位，面临两个选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或回国挪威。他尝试过在哥大任教，授课学生包括写作《献给祖先的猪》（1968）的著名人类学家拉波特（Roy Rappaport）。但不适应美国快节奏学术环境的巴特，认为这不利于个人研究开展，决定还是回国。然而，奥斯陆大学旧有势力视这位拥有剑桥博士学位且极具人格魅力的年轻人为威胁，拒绝接收。早在奥斯陆读博期间，巴特身边便聚集着一群年轻人，常在大学博物馆阁楼讨论人类学。
此时，巴特获得了独立发展学术机构的机会。位于挪威第二大城市的卑尔根大学拟建立社会人类学系，认定巴特是合适人选，双方一拍即合。1961年，巴特成为挪威乃至北欧首个社会人类学系的创建者。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地位不同，卑尔根大学地理位置偏僻。
学术研究受制于现实处境。政策支持与前辈关系影响论文发表、经费获取及职称晋升。但在卑尔根，巴特拥有主导权，既可凭此与欧美同行交流、掌握最新动态，又无需深陷权力纷争。
“若我去往世界人类学中心机构，只会成为复杂知识分工齿轮上的一个零件。”巴特如是说。偏居一隅的好处在于保持思想独立。他的努力终获认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最具活力的人类学研究机构有两个：一是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组建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二是巴特在卑尔根大学创建的社会人类学系。
巴特著作《族群及其边界》初版
巴特与同事常就社会人类学根本议题进行讨论，最著名成果便是《族群及其边界》。社科界乃至公众长期流传着人类群体、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三合一的观念，巴特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相同文化元素存在于不同社会本是常态，但人们会策略性运用它们以区别于其他群体，因此是社会行动而非文化意义才是界定族群的关键。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称巴特是最早破除单一社会研究模式的两位人类学家之一，所言非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格尔兹的阐释理论在人类学影响达到顶峰，巴特的研究重心也从政治生态转向知识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受语言学启发，用结构主义方法处理文化间关系；格尔兹受解释学灵感驱动，将文化视为当地人解释世界的文本。而巴特更多基于田野材料，从人物行动和社会场景着手，探讨知识在不同社会和人群间的流动与生成。
1989年，巴特荣获人类学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在题为“上师与巫师”的同名讲座中，巴特探讨了美拉尼西亚和东南亚对待知识的不同方式如何形塑区域社会风貌。在美拉尼西亚，知识被视为巫师独有的秘密；而在东南亚则相反，知识价值在于为人所知，上师应尽量向大众普及。因此，美拉尼西亚相邻部落社会样貌各异，而东南亚跨越不同社会的文明传统却是常态。
人类学家分几种：做田野的、做两个田野的，以及像巴特那样做多个田野的。巴特做多个田野旨在开阔视野，对人类学一般问题有所贡献，而非成为区域研究专家。伊拉克、巴基斯坦、挪威、波斯、新几内亚、巴厘、不丹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几乎每做一次田野，巴特都有一本详实专著问世。一部民族志需经田野调查、阅读研究和伏案写作，耗时少则五六年，多则十余年。大多数人类学家一生仅有一两本此类著作。巴特田野范围之广、专著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极大丰富了学界对人类运行机制的理解。这是他对人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实实在在的贡献。
巴特在新几内亚田野中与主要报道人在一起
通常人类学家在田野中只完成材料收集，巴特却有独特方法，将收集与分析合二为一。他预先确定研究主题，在田野中边收集边分析，田野结束，研究基本完成。
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巴特认为观察和感受远比访谈重要。听一位同学提起趣事：巴特开始田野时，只在旁边静静待着，不主动搭话。久而久之，当地人按捺不住，主动过来问长问短。他以这种不打扰人的“守株待兔”方式开启了田野工作。
与当地生活状态保持一致至关重要。在斯瓦特，他穿当地特色的白色上衣；在不丹，他身着僧袍，身体微倾倾听经文讨论；在挪威西部，他与渔民船上同吃同住，瘦了几十斤；在新几内亚丛林，他跟着吃番薯，田野结束时肚子圆鼓鼓，与当地人无异。
主动向中国同行学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巴特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聘专家，受邀评估中国西南水电工程移民情况。他想借此了解中国人类学现状，与中国同行交流并向其学习。但那时中国人类学刚重建不久，与西方交流有限。尽管巴特早已名扬学界，中国同仁却不知其大名。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人类学重镇之一。巴特通过挪威驻华使馆致电该校民族学系，称有一位挪威人类学家想来交流。接电话的是杨圣敏老师，虽不知对方是谁，出于尊重仍邀请其讲座。张海洋老师回忆，巴特当天讲座题目与族性相关，他担任翻译，杨圣敏主持，纳日碧力戈和郝瑞（Steven Harrell）等老师也参加了。多年后，杨圣敏这样回忆这次“不速之客”：
我还记得1993年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的那位巴斯（Fredrik Barth）教授来我们民族学系访问，当时他自己通过挪威驻华大使事先来找我们联系，希望专门来我们系和研究所学术访问。当时我们还没有叫学院，我们还叫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我当时是副系主任，负责处理这个事，我就跟系里各位老师通报说，奥斯陆大学有一个巴斯教授要来，需要我们接待一下，而大家都不知道巴斯是何许人也。其实当时巴斯在国际人类学界有关族群理论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有名了。过几年后我们才知道在国际学术界那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可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人。
由于上述原因，这次交流并不尽如人意。虽有遗憾，巴特与中国人类学两位奠基人费孝通和林耀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关联。前文提到巴特想跟弗斯读博未果，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互邀学术交流。除马林诺夫斯基外，弗斯正是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第一位导师，也是他帮费孝通将江苏开弦弓村的田野资料确定为博士论文选题。
巴特的博士导师利奇是费孝通的同门。1981年，费孝通赴伦敦领取赫胥黎奖章，还在剑桥利奇的办公室里与其漫谈了一下午。威肯告诉我，一天晚上巴特感觉不对劲，担心利奇状况。第二天一早给利奇儿子打电话，才知敬爱的导师已于昨晚去世。若无深厚感情，巴特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利奇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一书对中国早期社区研究有不少批评，使其名字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熟知。费孝通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启的时间与老同学评论基本重合。直到去世，他仍在回应利奇的问题，如怎样认识中国、学术研究价值、本土人类学合法性等。可以说，利奇通过费孝通间接影响了今天的中国学术。
费孝通，1986年。
巴特与费孝通的另一位挚友雷德菲尔德也有师承关系。1946年至1949年巴特读硕士时，雷德菲尔德是其老师之一。那时费孝通与雷德菲尔德往来密切。费孝通1943至1944年访美时曾住在雷德菲尔德庄园。1948年，应费孝通邀请，雷德菲尔德一家来到清华大学，后因时局变动提前离开。或许受与中国学人接触的启发，雷德菲尔德回美后不久便开启了比较文明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巴特与雷德菲尔德私交不深，但学术影响明显。沃尔夫（Eric Wolf）曾指出，巴特的知识人类学研究接近于雷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研究。
费孝通晚年开启“学术自述与反思”，认为最大问题是老师潘光旦早年指出的“只见社会不见个人”。可惜因与西方隔绝，他未留意到自己的导师弗斯、同学利奇、好友雷德菲尔德和晚辈巴特，已就如何“既见社会又见人”进行深入探讨，并写出专门民族志专著。
1945年，美国人类学家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路过奥斯陆。正是与他接触，巴特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巴特后来注重人物行动研究，应与阿伦斯伯格在人类学早期的启蒙有关。阿伦斯伯格与林耀华亦师亦友。1937至1941年林耀华在哈佛留学时，与年轻老师阿伦斯伯格关系要好。与文化人格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不同，阿伦斯伯格和同事查普利（Eliot Chapple）属于人类学新派，注重从人与人互动关系研究社会变动。林耀华融入这股新潮流。正是在阿伦斯伯格鼓励下，他写出了经典作品《金翼》。或许因阿伦斯伯格共同影响了巴特和林耀华，我们才会看到两人研究路数接近，都注重人物行动和社会历程。
林耀华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巴特和林耀华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