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培源
薛忆沩在《“李尔王”与1979》里，把个人命运和历史纠葛拧成了一股绳。这部小说像是个开关，重新激活了他关于故乡的记忆碎片。从2020年到2024年，他的“故乡人”系列小说——包括《故乡》《海燕》《初恋》和《“国脚”》——陆续问世，最后集结成《故乡人》出版。这不仅是薛忆沩近四十年写作生涯结出的又一枚硕果，也标志着他创作版图的又一次扩张。
《故乡人》没脱离薛忆沩一贯的路子：借个人的“小历史”去折射时代的“大历史”。虚实之间的辩证、个体与时代的互映，始终如影随形地缠绕在字里行间。但跟以往的作品相比，《故乡人》有了肉眼可见的转向。虚构的滤镜淡了，自传的色彩浓了。书里的人和事，大多能追溯到作者的老家长沙。比如在《故乡》中，“我”苦苦寻找的那家米粉店旧址，就在母亲曾经任教的周南中学附近；《初恋》里那个扼杀主人公初恋的母亲，跟《海燕》的主人公其实是同一个人，原型都是薛忆沩母亲的同事；至于《“国脚”》里那位高考志愿全填“北京大学物理系”却名落孙山的学生，同样有迹可循。为了营造一种“真事隐”“假语存”般的真实质感，这四篇小说统一用了第一人称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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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乡》为例，光看标题，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大概率会联想到鲁迅的同名之作。薛忆沩的《故乡》依然沿用着“归乡-离乡”的结构，区别在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呈现的是全球化浪潮下那种无处安放的“乡愁”。小说里的“我”是个作家，在一次回国返乡途中，“我”发现长沙早已换了人间。昔日的街道改头换面，曾经生活过的国营工厂变成了高档住宅区，放眼望去，全是陌生与隔阂。面对故乡的“消失”，“我”心里空落落的，直到跟父亲国营工厂的老同事傻杜意外重逢，那段关于工厂生活的记忆才彻底苏醒。时光流转，四十年过去，“我”记忆中的傻杜“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个病态的人”，可眼下向“我”走来的老人却“体型饱满，显得相当富态”。
这篇小说表面写的是故人重逢、礼尚往来，实则撕开了社会发展中那些复杂的切面。在如此剧烈的变迁中，傻杜身上保留的质朴与善良，显得格外珍贵。整篇叙述不急不躁，作者用极耐心的笔触，巨细靡遗地交代了“我”此次返乡的前因后果，而故事的“内核”（即与傻杜的重逢、对四十年前傻杜与父亲交往的回忆）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在“我”与傻杜相遇后，记忆中那些吉光片羽逐渐清晰，一张一弛、一详一略之间，情感反而积蓄得饱满且充满张力。
顺着这个脉络，“故乡人”的叙事模式慢慢显露出来：打捞记忆，重返昨日世界。到了《海燕》，第一人称讲述者从《故乡》里的儿子变成了母亲。《海燕》借鉴了说书人的技巧，借助一通越洋电话，“说者”和“听者”同时在场。因此，小说至少有三重叙述声音：主人公“我”（整个故事的讲述者）、“我”的儿子，以及那位未在故事中露面的“文章的作者”。题目里的“海燕”，自然指向这位迎着人生暴风雨、百折不挠的女性形象。此外，薛忆沩还行使了小说家的虚构特权，在老人的追忆中，穿插了其童年在上海与鲁迅的“会面”。这样一来，《海燕》就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和前一篇作品以及鲁迅建立了深层次的互文关系，叙事时空瞬间拓宽，气象变得愈发宏阔。
沿着前两篇开掘出的书写路径，《初恋》以更复杂精巧的叙述层次，追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成长往事。这篇小说将邻居兄长的初恋故事、“初恋”对象母亲的故事，以及“我”的成长经历穿插叠加。看似线索繁多，实则一点也不芜杂混乱。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凭借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让准确、生动的细节一次次闯入读者视野，让“昨日的世界”那迷人的氛围反复感染并打动人心。
跟《初恋》中的母亲一样，《“国脚”》里绰号为“国脚”的表舅命运跌宕起伏。还在读小学的表舅进入了足球特招班，但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这一选择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结果表舅只能进入正规中学就读。事情很快出现转机，父亲去世后，表舅赶上了省体校最后的报名期限，成为省青年足球队主力并斩获全国亚军佳绩，但最终，他还是过上了一种庸常却也不失幸福的安稳人生。表舅是一代人的缩影，他的未来跟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其中的缘由，正是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这是一篇关于命运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小说。
从《遗弃》到《白求恩》，从《空巢》到《希拉里，密和，我》，再到《“李尔王”与1979》，历史与人的关系一直是薛忆沩关注的核心议题，“故乡人”系列亦不例外。饶有趣味的是，这次小说家采取了一种“冒犯”的姿态——除了《“国脚”》，《故乡人》其余三篇分别与鲁迅《故乡》、高尔基《海燕》、屠格涅夫《初恋》同题。这种“冒犯”，既是对世界文学经典的致敬，又显露出他与大师们“扳手腕”的野心。在温和的讲述中，流淌着薛忆沩对人性、人心的体恤与洞察。在此意义上，《故乡人》遵循的是记忆的语法，循着记忆的纹路重返“昨日的世界”，真实地描摹出人在历史中的复杂处境，从渺小的个体中，照见了人性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