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隋文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是两位很特别的帝王。他们建立的王朝，看着挺强盛，其实都没撑多久。但这两个人都站在了时代转折的节骨眼上，亲手把历史推向了新的阶段。所以后世看他们，都觉得这是划时代的人物。
说他们是划时代的，关键一点在于，他们都试图对当时的官僚政治动大手术，想以此开创自己的局面。
秦始皇搞的是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说直白点，就是把以前分散在各地的权力，一点点收归中央，让国家从分权走向集权。这么做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不想再看到周朝后期那种诸侯势力坐大、互相打仗、最后天下大乱的烂摊子。
隋文帝搞的则是选官制度的大变化。他想用科举制慢慢取代以前的推举制，让当官不再主要靠名人贤士推荐，而是让读书人凭本事参加考试，通过竞争进官场。这么一来，就能打破长期以来靠门第、人情关系选官的局面，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社会现实，进一步削弱门阀世家的政治影响力。
可惜啊，这两场改革，都没能在秦始皇和隋文帝自己手里彻底做完。相反，秦朝和隋朝，都在第二代就迅速亡了。不过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他们虽然没亲眼看到改革结出的果子，却给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刘邦和李世民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吸取教训、调整策略，最终把这些改革继续推进了下去。
所以说，从某种角度看，秦始皇和隋文帝既是开拓者，也是后来制度发展的奠基人。刘邦和李世民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踩着前人失败的教训，一步步走出了更稳妥的路。
那问题也就来了：秦始皇和隋文帝为啥没成功？刘邦和李世民又为啥能成功？
秦始皇的问题，在于改革推得太彻底，也太急。他没充分估计到传统习惯势力和复辟势力的强大，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制度可以短时间改，但人的思想和观念，哪有那么容易转过来。所以当旧有势力重新聚集起来后，秦朝最终还是被死灰复燃的复辟力量打败了。
刘邦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
他没有选择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更缓和、更稳妥的分步推进策略。刘邦先实行郡国并行制，以郡县制为主，同时保留一部分分封制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他先解决异姓诸侯的问题，同时暂时保留同姓诸侯，让他们协助中央稳定天下，防止旧有复辟势力卷土重来。
至于这些同姓诸侯的后患，则留待时机成熟之后，再由他的后代汉武帝继续解决。
到了汉武帝时期，郡县制已经运行多年，传统的分封势力和旧有习惯已经大幅削弱，各地诸侯国也逐渐变得孤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推行推恩令，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逐步削弱诸侯国的实力，最终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可以说，这一步棋之所以能够顺利落下，正是因为此前已经经过了长期的铺垫。
相比之下，隋文帝的失败，则有着另一层原因。
隋文帝开始推行科举取士时，原有的官僚体系基本已经满员，并没有太多现成的职位可以安排这些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读书人。因此，隋文帝便将这些人暂时安排到太子杨勇的东宫，准备等到杨勇将来继承皇位之后，随着官僚体系出现职位空缺，再逐步启用这些科举出身的人才。
这本来是一盘很长远的棋。
但问题在于，门阀世家显然不会甘心眼睁睁看着科举制取代传统的推举制。他们明白，一旦科举制度真正成熟，门第和家族在选官上的优势就会被逐渐削弱。因此，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从中进行阻挠。
最终，太子杨勇被废，隋文帝的另一个儿子杨广登上了太子之位。
而杨广的太子之位，是通过打击和陷害自己的哥哥杨勇获得的。原本跟随杨勇的那些人，自然很难对杨广产生真正的认同，他们也不愿意在杨广的朝廷中担任重要官职。这样一来，杨广登基之后，身边便缺少真正能够支持他的人，最终逐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能说没有历史的偶然，却也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
在门阀世家的运作之下，杨勇被废、杨广继位的内幕，当时身处门阀世家体系之中的李世民家族，不可能对此毫无了解。换句话说，李世民本人对此自然也不会陌生。
然而，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令人感慨。
多年以后，类似的事情竟然又发生在李世民自己的身上。
李世民同样曾经把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安排到太子李承乾的东宫，希望这些人能够成为未来新朝廷的重要骨干。然而后来，太子李承乾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做什么都似乎不对，最终陷入了复杂的政治困境。
那么，究竟是太子本人发生了变化，还是太子身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李世民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玄机。
他知道，隋文帝杨坚当年所遇到的问题，如今可能再次摆在自己面前。既然如此，他自然不能再重蹈隋文帝的覆辙。
因此，面对当时呼声很高的魏王李泰，李世民最终没有选择让他成为太子，而是选择了当时并不算最受关注的晋王李治。
这一步选择，实际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由于晋王李治并没有参与陷害太子李承乾，因此，那些原本跟随李承乾的科举出身人才，并不会因为这段政治斗争而对李治产生强烈的反感。他们仍然愿意进入李治未来的朝廷，并成为新的政治力量。
后来，正是这些力量参与了政治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与李治、武则天等人共同推动了门阀势力的进一步衰落。随着这一过程不断发展，科举制度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然而，历史并不会因为一种旧势力被消灭，就从此彻底结束权力斗争。
科举制度虽然逐渐削弱并打破了门阀世家的政治垄断，却又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势力，那就是党阀集团。权力并没有因此彻底分散，反而在新的政治结构中再次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按照这种历史观察，中国历史似乎可以划分为三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时代。
第一个，是诸侯时代，也就是秦汉以前。第二个，是门阀时代，大致从秦汉开始，一直延续到隋唐之前。第三个，则是党阀时代，从隋唐开始，一直到共和国诞生。
诸侯、门阀和党阀，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同，背后的逻辑却有某种相似之处：都是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身份和优势攫取政治权力，并进一步让权力成为自身或集团的私人资本。
那么，具体来说，党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势力？
它往往是官、商、学三种社会成员相互结合之后形成的一种特殊力量。比如明末的东林党，就常常被视为这种政治集团的典型代表。
官、商、学三种力量，各自拥有不同的资源，也各自掌握不同的能力。如果彼此分离，它们往往只能发挥各自的正向作用，想要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并不容易。
可是，一旦这三种力量真正结合起来，相互利用资源、相互提供支持，那么事情就可能发生变化。原本分散的力量一旦形成集团，便可能从社会中的正向力量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
从这种观点来看，宋朝和明朝最终走向衰败，也与这种党阀式的政治力量有着密切联系。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果诸侯可以被消灭，门阀可以被削弱，那么又应该怎样遏制党阀集团，避免权力再次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答案，在这种历史逻辑中，就是实行民主。
1945年7月1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与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飞赴延安进行访问考察。
7月4日下午，毛主席邀请黄炎培先生和冷遹先生到家中做客。那一天，两人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
毛主席询问黄炎培，来到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没有绕弯子，而是坦率地谈起了自己一生的观察。他说，自己活了六十多年，亲眼看到过许多事情，其中最深的感受就是，历史似乎总是不断重复着一个规律，那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很多时候都难以逃脱这种历史周期律。
在黄炎培看来，一个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往往能够做到聚精会神，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不用心，也没有一个人不卖力。因为那时环境艰苦，所有人都明白，必须从万死之中寻找一线生机。
可是，当环境慢慢好转之后，人的精神状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时间一长，惰性便可能逐渐滋生。从少数人的懈怠，发展到多数人的松弛，最终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风气。到了这个时候，即使再有强大的力量，也很难轻易扭转局面。
而随着一个政权的区域不断扩大，事务越来越复杂，干部和人才也可能逐渐不足，管理难度越来越高，原本有效的控制力便可能一点点减弱。
所以，一部历史中，有政怠宦成的时候，也有人亡政息的时候，还有求荣取辱的时候。无论经历怎样的变化，似乎都很难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
黄炎培认为，中国共产党从过去走到现在，真正需要思考的，就是能不能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支配。
听完黄炎培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诤言，毛主席给出了充满信心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在毛主席看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每一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
但问题随之而来：民主究竟应该怎样具体执行？又应该怎样真正做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怎样才能让人人起来负责不只停留在一句口号上？
在毛主席晚年的一些政治实践中，他所采取的一些做法，在当时确实让不少人感到突然，甚至觉得难以理解。
但从另一种历史视角来看，也许这些做法正如秦始皇当年推行郡县制、隋文帝当年推动科举制一样，是对传统官僚政治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制度探索。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陈永贵和吴桂贤。
一个来自农民，一个来自工人。
但他们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无论是思想品质还是劳动技能，都属于各自群体中的佼佼者。当然，如果单纯比较思想境界和世界观，他们与一些知识分子相比，或许确实存在一定差距。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他们能够像坐上火箭一样，从普通的农民和工人，迅速进入国家最高层，甚至走上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
而且，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只有他们两个人。
孙健也是从工人群体中走上副总理岗位的人物；李素文则从工人走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
这些人最终都进入了国家最高层。
而在省、市、地委、县委等不同层级中，类似从农民、工人群体中成长起来的干部，相信也有不少。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在这种观点看来，这些人的最大作用，或许并不只是让他们承担某一项具体的行政工作，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存在，促进民主，让人民能够监督政府，让更多普通人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
因为这些人来自社会基层，他们对底层的生活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也更容易理解普通群众真正关心什么、需要什么。
他们可以把社会最基层的真实情况，把普通人民的愿望和诉求，带到国家高层，也带到各级治理体系之中，让那些身处官僚体系的人能够真正听见基层的声音，看到基层的生活，理解普通民众最朴素、最真实的愿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安排背后所折射的，或许不仅仅是个人职位的升迁，更是一种试图打破权力封闭循环、让社会基层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建立联系的制度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