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缘结《当代作家评论》
一九八四年，我在沈阳求学，《当代作家评论》刚刚创刊。这份刊物的起步，思基和陈言功不可没。我与他们相识，还得归功于刘齐。当时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负责人是刘齐，他在沈阳组织了一场学术沙龙，我也成了座上宾。陈言常来凑热闹，一来二去，彼此便熟了。策划栏目时，他们多在北陵小区的院子里商议。我的学校就在隔壁，碰面容易。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刘齐向陈言引荐了林建法，编辑部里便多了位来自福建的新面孔。也就是从那时起，杂志的调子有了些微变化。
林建法身形高大，操着一口福州口音。他夫人是辽宁人，这次随妻迁徙，跨度不小。但他适应东北气候极快，一副“南人北相”的模样，并不让人觉得疏离。初次见面是在陈言家，一个冬日午后，聊了什么早已模糊。那时他忙得脚不沾地，杂志的外联事务几乎全由他一手包办。编辑许振强也在其中，我们曾在辽南复县共事过，自然熟络。印象中，林建法极擅策划，国内活跃的作家和批评家他几乎都门儿清。陈言曾感慨，林建法来了，自己轻松了一半。
他对新现象有着天然的敏感，文坛一出佳作，他便兴奋不已；若有合心意的作品，便会组织讨论，让刊物气氛活跃起来。他的大学时光在华东师大度过，与海派批评家交情匪浅。但他也敬重京派文人，进京必抽空拜会何西来等人。上海方面，他与陈思和、王晓明、吴亮往来较多。没过多久，刊物的地域色彩逐渐淡化，成为国内重要的批评阵地。
如今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无法绕开的园地。其风格之所以引人侧目，关键在于对启蒙理念的呼应。彼时，它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并驾齐驱。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杂志上佳作频出。林建法对旧式批评理念不屑一顾，认为格局太小。几位在我看来不错的学者文章，竟被他毙掉。对待友人的稿件，他也毫不迁就。记得我有一篇稿子，他认为不行，主要在于“不及物”。当时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的创作，我的文字可能过于偏向某一类现象，缺乏系统性。现在看来，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和陈言都觉得我不太适合写理论化文字，个案分析更为重要。此后多年，我一直记着他们善意的批评，以此提醒自己勿贪宏大叙事。
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密。他和陈言也曾来鲁迅故居小坐。我当时任职于鲁迅博物馆，鲜少与文坛接触，后来认识的几位北京作家，多是经他和陈言介绍。或许因我曾写过些批评文字，他觉得我转向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下。通常是他打电话，说某位作家的作品值得注意，希望点评几句。他催稿勤，我也陆陆续续写了。
所言所行皆艺术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到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家不远。林建法来京，常去探望汪老，顺道也会找我聊天。他与汪曾祺关系深厚，有几本他编的书，序言请汪老撰写。有一阵子在沈阳开了家书店，开张时汪老亲临，相聚甚欢。如今读《汪曾祺全集》，能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林建法为宣传汪曾祺做了不少工作，沈阳出版社出版过他主编的散文丛书，收录了汪老的集子。他们的交往，堪称佳话。
凡与林建法交往深的人，都会发觉他心思细腻，喜做幕后工作。私下里，他为许多人的作品出版做了大量编校工作。辽宁一位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经他编辑出版后引起读者关注。《蒋子龙文集》便是他在宾馆里一页页校对出来的。这套文集召开发布会时，蒋子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林建法。我那天在现场，见建法羞涩地躲在会场一侧。他还编辑了不少作家研究论文集，推动众多作家年谱的出版。这类琐事，细数起来，不胜枚举。
回想起来，《当代作家评论》日益受到读者重视，与其思路有关。他策划的会议，并非全是主流路径，有的带有逆俗意味，或是尝试性探索。他看重有影响的大作家研究，也对边缘写作者颇为关心。一九九五年，他在福建晋江主持许谋清作品座谈会，我与几个朋友前往。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改革的气象，乡镇企业与民间文化的变迁，颠覆了我许多认知。会后我们去了泉州，参观李叔同圆寂的开元寺。次日他又带我到厦门鼓浪屿，拜访舒婷和陈仲义。那天海风习习，日光暖人，谈天时竟忘了时间。他在闽南土地上，人缘极好。
建法兄是个美食家。有一次在南方某市，他带我到处找福州鱼丸，总夸家乡的鱼丸天下第一。他爱吃鱼头，认为最有营养，对各类蔬菜的维生素含量亦有研究。北京有家福州风味的小饭馆，是他亲戚开的，我去过多次，他来京时常在此请朋友小聚。在我的朋友中，他大概最懂喝茶之道，每次聚会自带新茶，把气氛烘托得浓浓的。他还专门请人制作过一种茶饼，送给刊物作者。有几次在南方讨论作品，他亲自找人特制微型紫砂壶，烧上众人的名字。这是士大夫气的一种，性情中人，所言所行皆可艺术化。
一本杂志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最艰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经费紧张，需多方筹措，他由此结识了不少企业家。亡友韩忠良告诉我，建法为了化缘，有时要陪老总喝酒，被冷落也是常事。老韩见状不忍，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资帮忙解决了一些困难。记得有一次来京，他请几位作家和某老板聚餐，我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那位老板曾是文学青年，见到心仪的作家，便有了资助冲动，在杂志上挂了几年广告。
冷中有热能屈能伸
想起这些往事，深感建法是能屈能伸的汉子。为了刊物，他倾尽所有。坦率说，他并非完人，性格有冷的一面，有时显得不近人情。但那冷背后，藏着热乎的东西。对于文坛的不正之风，他深恶痛绝。一些过于自饰的作家文本，他拒绝发表评论文章。
《当代作家评论》也刊发过批评性文字，得罪过熟人。他的主观性使其与作协产生过摩擦。这种主观性也让他遗漏了一些作家。比如有个出土人物式的老作家走红时，他不以为然，未组织人讨论该现象，反而对尤凤伟这类作家倾注心血，强力推广其新作。这种审美口味并非没引起争议，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也是个重友情之人。陈言晚年过得充实，与他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默契，建法让他审稿，排除了不少问题。陈言病重时，建法常去探望，有时一直陪在身边。他对这位前辈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颇可一记。
二零零二年后，我们的合作多了起来。比如，一同策划了莫言、阎连科的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质量都不错。那时莫言尚未获诺奖，阎连科风头正盛，但建法坚信他们的价值会被更多人意识。这两个会议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使五四传统与当代文学之关系有了一种象征性的展示。类似的会议，不知他策划了多少。他看准的作家，一定会设法做一点对话，或在杂志上搞一个批评小辑。印象里，他对王小波、林贤治这类边缘写作者，也颇为欣赏。但他并不都主张说好话，主张批评多元。比如谈及贾平凹，他一直觉得《废都》写得最好，余者也有遗憾之处；余华的长篇作品，也有败笔的时候。他希望批评家对此作一种对话式的批评。而《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些文字，确是有某种对话当代的意味。
近四十年，我们见过多少面，已无法记清。他身体一向硬朗，我与他在一起时，感到他朝气不减、永无疲劳的样子，显得比我更有力量感。他似乎注重养生，还给我推荐过一个据说会看病的道长，我因忙碌，未曾拜访那位山庙之人。也正因他过于相信古法，后来得病时，失去了西医及时治疗的机会。这在他是自愿的选择，而在朋友们看来，也不无遗憾，倘若换一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选项。但他竟那么固持己见，静对病魔，最后匆匆离开我们，实在可惜。总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没做完，不少书尚待编辑，而我们要交流的话还没有说尽。
遥望苍天，往事历历，才知“少日往而老日催”的无常。我相信，在天国里，林建法依然还是不知疲倦的行者，所到之处，卷起旋风，作为美的寻找者，怎么能不快哉乐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