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广州陶陶居喝早茶，点的是凤凰单丛，配了虾饺和萝卜糕。所谓“一盅两件”，便是这岭南风味的核心。身为内蒙古人，我未必能参透早茶的精微之处，却极爱这里的气场。这家百年老店，窗棂嵌着极具岭南特色的彩色玻璃，桌椅皆是统一的红木制式。清晨时分，店里已有小乐队奏响广东音乐，行内人称“三架头”。客人们正吃着虾饺，乐师们身着中式服装，神情淡泊，宛如古人重现，正在演奏《雨打芭蕉》。那意境太静，让人不忍咀嚼，甚至生出想把那三位乐师换下来、让他们也尝尝虾饺的念头。
我对音乐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特殊年代里书籍匮乏，公家印发的一本《战地新歌》，被我翻烂无数遍。其中的乐谱、调性、节奏型，乃至作词作曲者的名字，我都烂熟于心。那次在陶陶居，我便忍不住显摆了一番。每换一首曲子，我便像报幕员般告知同桌：“这是《平湖秋月》，吕文成作曲。”下一首响起，我又说：“《鸟投林》，易剑泉作的曲。”紧接着是“《流水行云》，邵铁鸿作曲”等等，引得同食者啧啧称奇。
“汪明荃！”有人低呼一声。我抬眼望去，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子戴着墨镜，头上裹着茶绿色的绸巾，快步从我们桌旁经过。我目光追随她进入一间雕花门的包房，屋内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门未完全掩上，里面传出粤语交谈声，笑声一波高过一波。直至门关上，声音才隔绝在外。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汪明荃全副武装，显然意在避人耳目。但听到这个名字，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她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饰演的庄梦蝶。她从我身边掠过时带起一阵微风，风中似乎夹杂着抗战时期上海滩的气息。追星虽显可笑，可亲眼见到了汪明荃，谁又能不心动呢？
那天早晨，我从江湾大桥跑到广州大桥，沿珠江往返了一个半来回，路程计15公里。体力消耗巨大，回到陶陶居后，我连吃了六笼虾饺。深褐色的虾饺笼在桌上堆叠起来，足足有一尺半高。同行的剧作家沙叶新感叹道：“你能吃到了可耻的程度。”
沙叶新这话实在精准。试想一下，置身于摆放着酸枝木八仙桌和官帽太师椅的茶楼中，伴着广东音乐和摇曳烛光，一口气吞下六笼虾饺，确实有些失态。假设每只虾饺里包含两只虾，那天早上我便摄入了48只虾。这般食量，如何与汪明荃及彩色玻璃所营造的氛围相协调？想来想去，除了“可耻”，再无更贴切的词汇来形容我那天的饭量。
我不禁联想到《万水千山总是情》中与汪明荃搭戏的谢贤和吕良伟，他们或许也在隔壁包房。我起身踱步，经过那间包房。屋内笑声阵阵，难以分辨哪一声属于汪明荃。笑声间隙夹杂着麻将洗牌的声音，其中自然也有汪明荃拨弄麻将的动静。片刻后，我清醒过来：汪明荃绝不会走出来，与所有吃早茶的客人一一握手寒暄。于是，我回到座位，继续品茶。
在陶陶居这样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茶楼里，常有普通人前来享用早茶，从其衣着气质便可知晓。在北方，普通人早餐通常不会选择如此排场的饭馆。而在广州的茶楼，地位界限模糊，不分阶层、不论贫富，这正是广州早茶的灵魂所在。
那天早晨，我手抚酸枝木八仙桌，品着凤凰单丛，听着广东音乐，心境比饮酒更为陶醉。现场演奏与听唱片截然不同，它并非毫无瑕疵。乐声中混杂着茶客的闲聊，但这并不影响广东音乐的明亮与委婉。领奏的高胡足以压过一切杂音。高胡由粤曲大师吕文成独创，音域比二高高四度，以金属弦替代蚕丝软弦，一改二胡的幽怨萧散，其格调如广东红棉树般热烈。高胡堪称广东音乐的灵魂——我在这篇短文中已用了三次“灵魂”，再不可滥用。在广东音乐“三架头”的小乐队编制中，还有一种北方乐队未曾见过的乐器，名为“秦琴”。它呈六角形，共鸣箱两面均为桐木，音色柔和温润。
谈及广东音乐之美，乐器只是其一，更令人心怡的是曲目。我爱听交响乐（最爱“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钟情中国民间音乐，其中广东音乐和福建南音是我反复聆听的佳作。若将几首广东音乐的曲名罗列出来——《平湖秋月》《雨打芭蕉》《三潭印月》，读来皆湿漉漉的，仿佛能将人带入岭南湿润的植物园中。
北方的朋友若有机会到广州，不妨去陶陶居体验一回早茶。不知那里是否还保留着红木桌椅和广东音乐的现场演奏。汪明荃想必早已离去，但广州早茶的精髓依旧留存，陶陶居值得一游。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6年7月24日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