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患癌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遭拒”这一备受关注的案件出现新动向。男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愿意配合销毁胚胎，但对于婚内出轨、伪造结婚证等核心争议点，并未作出正面回应。
此前，无锡朱女士发现丈夫与另一女子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培育受精卵，且两人伪造了结婚证。朱女士拿着真实结婚证要求医院销毁该胚胎，却遭到拒绝。随后，她将丈夫、涉事第三者以及医院一并告上法庭，诉求包括销毁涉案胚胎、由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第三者公开赔礼道歉等。（此前报道：）
此事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热议，焦点集中在丈夫与第三者的行为是否涉嫌重婚。三湘都市报记者就此咨询律师，解读该案在重婚认定争议背后的法律症结。
**为何难以认定重婚罪？律师解析认定标准**
湖南瀛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唐婷律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重婚罪有明确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重婚不仅包含再次登记结婚的情形，也涵盖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但在朱女士的案件中，丈夫与第三者的行为并不符合上述定罪要件。
一方面，双方未进行第二次登记。伪造的结婚证既未在民政部门形成有效婚姻登记，也无法被认定为“登记重婚”。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构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事实重婚要求的是对外以夫妻相称、共同居住且被群众公认的生活状态。仅凭向医院出示伪造证件，难以被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以夫妻名义同居”。
唐婷律师介绍，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婚罪难告”的说法，主要源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证据门槛高。“以夫妻名义同居”需要证明对外以夫妻相称、共同居住及邻里公认等，自诉人往往难以自行收集此类证据。其次是立案管辖环节存在推诿现象。重婚案件属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公安机关常以该案属自诉案件为由不予刑事立案，而法院受理刑事自诉又要求原告提供充分、直接的证据，导致被害人维权立案门槛极高、追责困难。朱女士便遭遇了类似情况。
此外，刑民界限的认知落差也是重要因素。多数婚外情、非婚生子等行为仅属于道德失范或民事离婚过错范畴，不构成刑事犯罪，这是公众期待与司法认定产生偏差的核心原因。
**不只盯着重婚罪，律师建议可多方面着手维权**
朱女士的遭遇引发全国网友关注，不少热心网友和法律界专业人士为她支招。在法律界，关于其丈夫及第三者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唐婷律师分析认为，这两类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事实重婚中“以夫妻名义”的认定标准差异：究竟是侧重长期共同居住的生活化事实，还是侧重对外以夫妻身份开展活动的客观行为。本案最终裁判结果，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裁量标准，同时也依赖朱女士补充关键证据，如二人共同生活影像、邻居证人证言、在其他公共场合以夫妻身份往来的相关佐证材料等。
唐婷律师认为，鉴于重婚罪取证难度大，朱女士可转换思路，从多方面维权。
首先，可从共同侵权角度突破维权困境。目前司法主流观点认为，胚胎是特殊伦理物，处置权归精卵提供者，原配因未提供精卵，无权直接要求销毁。尽管男方与第三者伪造证件的行为违法，但这并未改变胚胎的生物归属属性。对此，朱女士可主张二人构成共同侵权：第三者主动参与伪造证件、策划实施体外辅助生育的行为，已侵犯配偶权益，可追究其侵权责任。同时，朱女士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案涉辅助生殖服务合同无效，据悉，朱女士目前已提起相关诉讼。
针对男方已提起离婚诉讼的情况，唐婷建议朱女士作为婚姻无过错方，可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令过错方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唐婷律师认为，朱女士的困境，本质上是试图通过重婚罪这一刑事追责路径，解决婚外同居、伪造证件、侵犯配偶权益的复合型纠纷。法律对无过错配偶的权益保护，不依赖重婚罪的刑事认定，而是体现在民事确权、行政监管与离婚救济等多重制度之中。
本案也暴露出当前司法与监管中的三大短板：冷冻胚胎法律属性与处置权界定模糊、违规建档胚胎的档案效力缺乏清理依据、卫生监管部门职责边界不清晰。对婚姻无过错方的权益保障，归根结底需要完善配套实体法律规则，而非局限于单一罪名的适用。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蒋慧婷 文子佾
编辑丨陈香云 实习生 李莎
一审丨陈香云
二审丨薛琳
三审丨丁兴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