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赫
图为歌德故居庭院一隅。 刘 赫摄
“1749年8月28日正午，时钟刚打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诞生。”《歌德自传——诗与真》开篇这句独白，仿佛一把钥匙，瞬间将读者引向那位文学巨匠深邃辽阔的精神原乡。
因此，若去德国法兰克福旅行，歌德故居是必访之地。老城区大希尔施格拉本大街上，一栋米黄色小楼静默伫立，这里不仅是歌德的降生之所，也是他度过童年及大部分青年时光的摇篮。尽管二战空袭曾让原建筑化为废墟，但战后经过精心修缮，故居与毗邻的歌德博物馆已重新向公众敞开大门。
踏入故居，短短两小时的驻足，却足以留下绵长的记忆。踩着发出嘎吱声响的木楼梯上行，二楼会客厅“红厅”（亦称“北京厅”）映入眼帘。歌德父亲痴迷于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风”，厅内淡雅的中式花鸟壁纸上，牡丹、莲荷、仙鹤与亭台楼阁错落分布；红色丝质窗帘垂落四周，尽显华贵大方。屋内陈设着描金红漆家具，青花瓷等中国瓷器随意摆放，墙上还挂着印有中国传统纹饰的蜡染壁挂，处处透着异域风情。
作家的精神底色，往往先在家庭中塑形，再由城市涵养。故居博物馆里陈列的一座木偶戏台，是歌德祖母送出的礼物，它悄然点燃了少年歌德对戏剧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开阔包容的城市气质，也不断拓宽着歌德的视野。1764年，约瑟夫二世在法兰克福举行加冕典礼，全城张灯结彩，仪仗队与钟声交织出一幅庄严热烈的画面，深深烙印在少年歌德心中，让他切身感受到“历史的重量与公共生活的意义”。在家庭教育与城市文化的双重滋养下，歌德开始系统接触语言、戏剧、绘画等领域，并形成了贯穿其一生的广博兴趣。
诗人的卧室位于四层，空间虽不宽敞，却明亮通透。与会客厅的精雕细琢不同，书房陈设简朴，折射出歌德对精神世界的专注：一张胡桃木书桌靠窗而置，南侧高窗斜射进的光线洒在桌面上，让人恍惚间看到作家伏案疾书的身影，羽毛笔划过纸面发出沙沙声响。《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初稿，皆是在这清简的四壁间孕育而生。
书房靠近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女性剪影。据传，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绿蒂的原型夏洛特·布夫。在此处，青年歌德将对“绿蒂”无望的爱恋、对世俗的愤懑以及对自由的渴望，熔铸成书信体小说。“凡是让人幸福的东西，往往又会成为他不幸的源泉。”这些滚烫的字句，曾令整个欧洲为之震颤。歌德曾言，“我禁不住把正要动笔来写的作品灌上炽烈的热情”，生活体验与创作冲动驱使他通过文字倾泻心曲。他闭门谢客，奋笔疾书，仅用4个星期，便让这部传世之作一气呵成。
1774年秋，《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莱比锡举办的书籍展览会上亮相，宛如巨石投入当时既渴望变革又受旧秩序束缚的欧洲社会，激起层层波澜。维特炽烈真挚的爱情、对自由的向往，以及无法与现实和解的痛苦，深深触动了无数年轻读者。“维特热”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人们竞相模仿维特的蓝色燕尾服和黄色长裤，手捧小说传诵其中的句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部作品陆续被译介至东亚，维特的执着追寻与近代东方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传统、探寻精神世界的心路历程不谋而合，使得这部作品跨越文化与时代，在不同国家读者心中不断激起新的回响。
从书房窗口望去，庭院里一棵枝叶葱郁的老椴树摇荡着未尽的绿意，浓荫一直漫到窗下。春夏时节，水声潺潺，游人笑语盈庭。一椅暖阳，一阵风起，几片树叶伴着满庭花香飞舞。眼前的一切，让人想起埃米尔·路德维希在《歌德传》中的记述：“歌德喜欢坐在窗前，看人们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孩子们做各种游戏，一边看，一边想象各种故事。”或许是故乡的滋养，作家将情感转化为创作的灵感源泉，为日后那些不朽作品奠定基础，将德语文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1775年的又一个秋日，26岁的歌德踩着庭院中的萧萧落叶，从法兰克福家中启程，奔赴魏玛，开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魏玛生涯。前路尚有漫长求索与无尽创作，故居孕育的少年心气与思想火种，始终伴随着他前行。
《 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