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王女士在一家攀岩馆内，未受专人看护便独自挑战约4米高的岩壁，结果不慎坠落受伤。这起事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
当事人 王女士：要掉了，掉了！
工作人员：掉下来就掉了。
监控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事发时，王女士正在场馆里一个不用系安全绳的攀石区攀爬。没过多久，她就被卡在岩壁上，上不去也下不来，只能大声呼救。发现异常的工作人员起初用激光笔给她指路，但没起作用。随后他走近查看，就在这当口，王女士从岩壁上掉了下来。
法官介绍，王女士腰椎和胸椎均发生骨折，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王女士认为，场馆方明明知道她只上过一节私教课，是初学者，却在她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高风险区域时无人提示。加上她在攀爬中遇险，工作人员也没能及时妥善救助，经营该场馆的体育公司难辞其咎。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于洪群：王女士主张体育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65万余元。
案件核心在于：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对此，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辩称，事发后工作人员及时到场处置，并无过错。且场馆内已张贴安全须知，入场时王女士也签署了风险告知书，理应知晓攀岩运动的风险，后果自负。本是一次体验活动，却意外摔成八级伤残，责任究竟由谁担？法官指出，关键要看体育公司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于洪群：我们认为体育公司在安全保障方面做得不够充分，首先体现在风险告知上。涉案区域不需佩戴安全绳，风险系数远高于普通区域。但视频中未见工作人员在高风险区巡查。王女士进入该区域攀爬时，也无人员进行明确的风险提示或告知。体育公司不能仅凭在某区域张贴风险须知，或让消费者签署流程化的安全须知，就规避自身的风险告知义务。
风险告知流于形式，救助处置亦存不当。
法院还认定，现场工作人员的救助处置存在不当之处。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于洪群：在救助方面，王女士卡在那个位置有一段时间了，但现场无人察觉。直到她呼救，工作人员才来到她下方。从双方对话看，工作人员并未从专业角度给出合理建议，以协助避免或减少损害发生。
安全保障义务履行不足，存在明显过错。
事发时，工作人员未积极巡场查看游客攀岩状况；王女士求助时，也未获恰当指引，未被说明正确下落姿势。法院认定，体育公司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不足，应对王女士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女士无需承担任何后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对损害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于洪群：攀岩属高风险体育项目，王女士作为成年人，本应预知高风险性。特别是在进入无需佩戴安全绳的徒手攀岩区域时，她的注意义务应更高。我们认为她自身缺乏相应认知，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经营方担六成责任，判定赔偿36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王女士对自身体力和徒手攀岩难度判断出现偏差，在未掌握正确动作的情况下，仍参与高风险徒手攀岩，对自身人身损害也存在一定过失。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最终认定体育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王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王女士合理损失约61万元，判决体育公司赔偿36万余元。
